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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了劇作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和批評家等多項資產，在七○年代尚呈荒涼的台灣劇場，姚一葦在精神上的領導趨勢已漸形成，然將姚一葦推進台灣劇場改革運動之洪流的轉折點，應回溯到一九六四年藝專校長張隆延之邀聘，三十五歲的姚一葦自此踏入杏壇。 姚一葦在不意中踏入杏壇，於台灣銀行工作時，同時先後執教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現為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政治作戰學校、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現為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影劇系和藝術研究所戲劇組。一九八二年，先生提前自台灣銀行退休，全心力投入國立藝術學院的籌辦並戲劇學系的創建，是首任戲劇系系主任兼教務長。當年，一起參與建設戲劇學系的夥伴，有汪其楣、林國源、詹惠登、黃立仁等人。戲劇學系現已擴展成戲劇學群，含有戲劇學系、理論與戲劇創作碩士班、劇場藝術研究所、劇場設計系等。 在資訊匱乏、物資拮据的六、七○年代，由李曼瑰、俞大綱和姚一葦共同主持的文化學院藝研所戲劇組，那是台灣劇場教育史上的金鋼鑽時期。三位文化巨頭的共同特色是學養深厚、人品清高、極度愛才、提拔後進不遺餘力。李老和俞老相繼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辭世，二十年來，一葦師繼續堅守著薪傳的崗位，無有一日懈怠。他的門生陸陸續續成為劇場創作和戲劇教育的中堅分子，每當一葦師有所呼籲，必是一呼眾諾，成為該次演出工程最根本的班底。這項特質較為明顯的活動有如：一九七七年文化藝研所戲劇組《一口箱子》演出、一九八○年到八四年之五屆實驗劇展、一九八九年國家劇院的《紅鼻子》，以及一九九五年親自執導的《重新開始》。甚而在一葦先生辭世後三年半，二○○○年夏天，以紀念姚一葦先生名義而參與在台北舉行的第三屆華文戲劇節開鑼戲《X小姐》，於經費困難的情況下，直接或間接受惠於姚一葦戲劇教育的師生、校友與劇運夥伴，不計報酬完全投入，以最精湛的演出，把姚一葦的戲劇精神介紹給同聚一堂來自兩岸三地並世界多國的華人劇場同志。 無論是在藝術領域尚待開拓墾的戒嚴時期，或是經濟奇蹟、全面民主化引領台灣邁入國際大舞台的解嚴時期，姚一葦皆恰逢其時地在台灣戲劇藝術教育的領域負起導師的歷史角色。然無論是在藝專任教或到國立藝術學院創業，其際遇都富戲劇性，且讓我們在姚一葦自述的〈一個劇場系的誕生〉中，聆聽這位劇場導師娓娓道來其來龍去脈。 一個劇場系的誕生 ☉姚一葦／口述 我在台灣銀行工作一段非常久的時間，有一段時間被調到板橋分行工作，那時手下有一位職員，王欽明，當年是僑居地僑校的校長，來台灣考察，適巧越南戰爭爆發，便無法返回越南，為了生計，只好進入銀行工作，那時我的職位是科長，他受過高等教育，又是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對戲劇也有喜愛，所以公餘之時，我們常常閒聊。 這時國立藝專剛成立，校長叫做張隆延，張校長非常禮遇老師，派自己的座車去接送老師，自己則每天搭公路局去上班，我這個手下幾乎每天都與他搭同一班車到板橋，久而久之也就聊了起來，聊著聊著，我這個同事就開始胡吹亂捧起來，說：我的科長對戲劇的研究非常深入等等。而我始終不知道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張校長來到台灣銀行的辦公室找我，大家胡亂聊了一下，我也沒將這事放在心上。沒隔幾天，張校長來電話希望我抽空到藝專辦個演講，我也一口答應了。那天；我講的題目是「幕」，這是一個非常專門的題目，在禮堂演講的時候，張校長坐在最前排，後面滿滿的師生在聽講，聚精會神的一動也不動，當我演講完了之後，張校長對著全校師生說：「這是第一幕」，話一說完就把一張聘書塞到我的手裡，聘我擔任藝專的教授，就這樣，我開始在藝專兼課，也開啟了我的戲劇教學生涯，這是民國四十六年的事。 不久，我發表了《來自鳳凰鎮的人》，同時也參加許多文學性的聚會，以及《現代文學》的編務工作，而演出《來自鳳凰鎮的人》的單位也非常的多，有台大、東海等名校，現在知名的女演員歸亞蕾也曾經在《來自鳳凰鎮的人》擔綱過，也藉由《來自鳳凰鎮的人》的演出，我認識了李曼瑰先生，她邀請我到文化學院開課，那是文化成立第二年的事，後來曼老因故請辭文化系主任的職位，希望由我接任系主任，但消息傳出去之後，來拜訪我的訪客絡繹不絕，我感到非常的困擾，曼老便帶我去面見張其昀先生，但這次面談並無不是十分愉快，我一回到台灣銀行的辦公室，馬上把系主任的聘書掛號寄回文化學院。曼老對這事十分的不諒解。民國五十三年，張隆延先生擔任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的所長，聘我擔任戲劇組的負責人，直到民國七十一年我離開文化到藝術學院籌備處之前，我都擔任這一個職務。 在這一段期間，我劇本的創作也沒有中斷，大陸方面也上演我的劇作，美國國會也具函邀請我到美國訪問。在國建會中我也擔任召集人，並且對當時劇本的審查制度多所批評。後來鮑院長不知道透過什麼樣的管道知道了我，（編按：依然是張隆延先生的推薦，請見鮑幼玉：〈永遠的典範〉）到銀行拜訪了我兩次，之後就把「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籌備主任的聘書交給了我。這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確切的日期已經忘卻，因為種種原因，我彷彿接到一個燙手的山芋，害得我幾個晚上沒睡好，最後決定退還聘書。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坐上計程車， 到仁愛路國立藝術學院籌備處的臨時辦公室，見到鮑先生，把聘書丟還給他，我只說：「這東西在我手上，我睡不好。」我不敢看他的表情，說完就走。離開他的辦公室，頓覺全身舒暢，如釋重負。 於是我對學院的籌備工作不再聞問，約莫過了半個月左右輕鬆自在的日子。有一天我在新象舉辦的「亞洲戲劇節」的會議上，遇到鮑先生，他劈頭第一句話：「現在我睡不好了。」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於是他開導了我一番，把聘書再塞給我，要我和他一起打拼。我大概是為了他的真誠所感動了吧，我也就豁出去了，什麼也不計較了。我一生做事，即使是一件芝麻小事，只要我答應，必全力以赴，絕不敷衍退縮；但是我也從不輕易答應一件事情。 從此我正式接下了這份戲劇系的籌備工作。我有幾個基本的原則： 可是戲劇系不能空口說白話，必要真刀真槍的來做。舉凡劇場內的一切元素：包括舞台、燈光、服裝、音效、管理……，都必定要能自己動手，當然也就需要一定場地、設備和訓練。真個是十八般武藝，缺一不可，所有這一切都得從無到有。 第二、我深知，今日的劇場是十分專業的，絕非從前的票友式的玩意兒。就拿舞台技術來講，釘子釘的對不對，行家拿起來一看便知其是否授過專業的訓練。要學生接受專業的訓練，老師本身先要具此專業。因此我認為挑選專業的老師最為關鍵。我們不能只看他／她的學位。有些聰明的孩子，外文系畢業後，出國兩年，就拿到一個戲劇方面的碩士。我想一、兩年的時間，還只能摸清環境，回來馬上就教書，如何能專業得起來？所以我們要考核其實際專業的能力！沒有好的老師，這一切便都成為空談。 第三、今天我們的舞台劇，可以說是來自西方的；當然我們的劇場系的教育體制，也是西方輸入的，甚至是美國式的（歐洲的體制還是有些不同）。但是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戲劇和完全不同的一套表演體系。因此我們要一方面學習西方的劇場專業，而另一方面又要學習認知我們固有的傳統。這樣比起西方劇場系的學生來，負擔自必加重。我們知道一個美國劇場系的學生，四年已是很吃力的；而我們的學生除此之外，還得加上自己傳統的東西，四年的學制自必應付不了。因此我堅決主張五年制，讓同學多一點喘息的時間。 第四、我記得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有云：「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禮也。」我想劇場尤是如此，而且更加的「殘酷無情」。一個演員，一開腔、一舉手投足，或甚至一亮相，就已經決定了「祖師爺賞不賞飯吃」。而一個舞台或服裝設計，也只要燈一亮就知道好不好，或恰不恰當。絕不容許讓你慢慢來咀嚼、來體會。因此，我認為劇場系的學生應有「別才」和「別趣」。蓋無論你從事劇場工作的哪一部門，都要有特殊的天賦，而非只會讀書（我尤其討厭只會背書）的那一種；同時要對它有興趣，最好是「著迷」，否則念起來可就辛苦了。這樣的學生就不是聯考所能提供的。聯考分發來的學生，可能是第七、八十個志願，這樣不僅學的人無趣，教的人也乏味。那真是對國家資源的浪費。因此我不僅主張單獨招生，更主張加強術科的考試，以期能招到適合於研讀劇場系的學生。 單獨招生報部核准，剩下的工作乃是設計術科的考試方式和考試的內容。我們將術科考試分成兩個部份：術科面試，測驗學生的聲音、動作、臨場的反應，和它個人的專長；術科筆試，測驗學生的理解、悟性、想像等方面的能力。幾乎可以說不需要準備，也無從準備。我們所測驗的是他平日的素養和天賦，也就是嚴滄浪所謂的「別才」和「別趣」。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我們舉行本學院成立的第一次單獨招生考試，可以說是自從實施大學聯招以來破天荒第一次。此次考試與聯招係同日舉行。來參加考試的學生，只有一個志願，其結果只有錄取或不錄取，與聯招的七、八十個志願相比，當然要冒極大的風險，甚至要和他們的家長奮鬥。老實說，我當時擔心很少人會來報考，尤其是一個剛成立的學校，又無知名度。結果卻出我的意料之外，報考的人數相當踴躍。 我暗自慶幸，終於可以招到一群對劇場工作有興趣的學生了。 原刊於《劇場家書》，台北：書林，1997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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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夏，國立藝術學院第三屆同學畢業照。 相關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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