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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鼻子》戲中戲

☉彭鏡禧

 我讀《紅鼻子》劇本時,就很喜歡這個戲,這次看到舞台上的演出,更加喜歡。

 看劇本時所以喜歡,是因為令我聯想到以前看過的一些好戲,例如Edmond Rostand的《西哈諾》(Cyrano de Bergerac),他的戲與《紅鼻子》有一點相似的地方;都在戲中談到對戲劇的觀念。

 《西哈諾》劇中的主角,是一個鼻子特別長、很醜的男人(事實上確有其人),他愛上了美麗的洛桑,當然洛桑不可能愛西哈諾,因為他是那樣的醜;西哈諾也不敢對洛桑傾吐心事。他有一個朋友,長得很帥,也愛洛桑,想要追求她。但是要寫情書怎麼辦呢?他不會。而西哈諾很會寫情書,非常能表達,於是西哈諾不但替這朋友寫情書,還替他隔著牆念情詩,終於替他贏得洛桑的愛,你說,她愛上的是誰呢?是西哈諾,或是他的朋友?

 我舉這劇本為例,所要強調的,是西哈諾必須要變成別人,演另一個角色,才能表達自己、才能演出自己。換句話說,必須戴上面具,做個不是你,才能演出你。像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亨利四世》、《第十二夜》、《皆大歡喜》等,都有如此的觀念。

 這其實是劇作家在劇中探討戲劇有什麼功用、有什麼價值、戲是什麼東西,也就是對戲的反省。這可能是中國劇作家比較少做的事情。

 這些觀念,基本上乃是對戲與人生的關係,提出很嚴肅的看法。如果人必須戴面具,才能真正把自己演出來,足以證明戲劇本身存在的價值;因為人們惟有在戲劇中,才能看出真正的人性、真正的人生。

 在《紅鼻子》一劇中,我特別喜歡這種對戲劇的考慮。這種觀念,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幾乎沒有。中國人對戲的看法,通常是好玩、娛樂、說教,如此而已。

 但是,看了《紅鼻子》在舞台上的呈現,我更喜歡它,因為它又像中國傳統戲劇,這屬於較前衛、超寫實的作法;事實上,我們回溯到元雜劇,甚至它的前身,就有娛樂的成分在內。

 不同的是,姚先生將中國傳統戲劇的成分,加上更深的戲劇思考。《紅鼻子》中,戲中又有戲,舞台下的人看台上人演戲,台上演戲人又看戲裡演戲人演戲。而戲中戲的戲碼,如:「四仙女找尋完美的人」、「國王尋找快樂的人」,都是把裡面的戲與外面的戲結合起來。這點尤其可看出作者用心之處。

 當然,最重要的戲是紅鼻子。他一直戴著面具,他當然知道自己在演戲。他一直在世上尋找自己的身分,做過很多種人,老師、記者、推銷員等等,都做得不像,他一直追問自己「我是誰?」最後終於找到了,做小丑最好、最愉快、最自由。他試過很多角色,只有小丑這角色最適合他。小丑使別人快樂,也使自己快樂,事情到此似乎很美滿了。

 但是到了結尾,情況有變化,也是這齣戲最引人爭論的問題,就是紅鼻子的消失。紅鼻子的名字叫「神賜」,意思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寶貝,神賜的消失,我認為是全劇中最富有寓意的部分。神賜為何消失呢?

 這世間每一個人都有問題,就像劇中一樣,董事長、作曲家、商人、老闆、病童,每一個人都被問題困擾著,這是一個人人有問題的社會,濃縮在這家「蓬萊賓館」中。「神賜」是神賜給我們的,他好像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然而,問題的解決,其實都與他無多大關係。董事長的兒子沒死、作曲家寫出作品、商人沒破產等等,都是別的因素造成,只有患憂鬱症的葉小珍病情有轉機,似乎與紅鼻子的愛心有關。

 所以,我認為紅鼻子並非一個什麼偶像,他是神賜給我們的寶貝,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不必向外求取;如同快樂一樣,是神賜給你的,不必到外面去找。就像天籟,它本來就在那裡,只是你沒聽見。如果像那位作曲家一樣,刻意地要找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才能寫出好樂章,結果待了三天只能寫出「三句屁!」換句話說,快樂是不必外求的,也無法外求。

 紅鼻子自己是找到快樂了,但這種快樂是他太太所不能了解的。最後他太太找到他,使得他快樂不起來。而其他的人,當他們遇到紅鼻子的那一剎那,似乎是悟到了什麼,可是事後就遺忘了,禪家說頓悟了以後,就一直悟下去,事實上,大部分人不是的,事過境遷,悟到的一點早就忘了,所以我們的世界才會是這個樣子。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James Joyce所謂的頓悟(epiphany);這種頓悟是會忘記的。紅鼻子在那風雨的夜晚,似乎幫大家解決了問題,實際上他幫了誰呢?第二天雨過天青,每個人又恢復原來的樣子。紅鼻子原來以為自己能幫助別人,經過這次事件,發現誰也幫不了。他最後發現,自己在這世上根本沒有用了。演戲一場,究竟能對觀眾產生什麼效果呢?答案似乎是悲觀的。

 有人認為大陸演本上,紅鼻子走向大海前經過一番掙扎,從而認為這次演出,導演也應該給他一些內心的生死之爭。我認為無此需要,因為他早已選定當小丑的角色,他也只適合當這角色。但太太找來了,扯下他的面具,不讓他演戲,要他回家,他再也無法做紅鼻子了。同時他發覺也沒有必要做紅鼻子,因為沒有用!於是他走向死亡,一無依戀。

 他的走向死亡,是很自然的,因為正好抓住一個藉口。這使我想到《竇娥冤》。竇娥為何要死?一般說法,也是竇娥自己的解釋,說她為了讓婆婆免於酷刑而犧牲自己。其實從戲文可以看出,她早已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替婆婆死只是個正當美麗的藉口。

 紅鼻子既不會游泳,如果他是去救人,當然談不上「勇敢」或「犧牲」。他誠然說過,快樂的意義是犧牲,但這是泛泛的觀念。他的走向死亡,是因為他的戲演不下去了。他無法演出自己,無法獲得自由和快樂──這種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救人」之說,只是一個合適的藉口。

 《紅鼻子》一戲凸顯了前面提高有關戲劇的弔詭;戲才是真。而從紅鼻子之死,隱隱可以看出編劇對戲劇的悲觀看法──除了短暫而偶然地激起一片漣漪之外,戲劇似乎沒有太大的「功用」。

(原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聯合報》聯合副刊,李映薔記錄整理)

彭鏡禧,一九四五年生,台灣新竹人。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美國耶魯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等,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著作有《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及中譯劇本七種、莎士比亞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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