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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人生 關注現實──漫談姚一葦的歷史劇和現代劇

☉曹明

 姚一葦主張文學要反映人性本質,同時要注意藝術表現。他的戲劇創作題材多樣,有歷史的、現代的,也有傳記的,還有改編為京劇,電影的,茲就個人所閱讀的他的一些歷史劇和現代劇,略加評述如下:

 姚一葦的歷史劇很有特色,最能體現他的創作個性。他善於把傳統的題材加以改造、創新,擺脫陳舊的觀念,融入當代人的意識。借以表達他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和對人類美好理想的追求。

 《申生》是姚一葦歷史劇中較為突出的一部作品。作品取材於春秋時代晉國的一段宮闈鬥爭歷史。劇中的女主角驪姬,據歷史記載,她是驪戎之女,晉獻公攻克驪戎,驪姬被擄獲,後立為夫人,生奚齊。她為獻公所寵,欲立奚齊為太子,於是僭殺太子申生,並逐出群公子。獻公死,奚齊繼位,為大臣所殺,驪姬也被殺。劇作並沒有把筆觸單純的停留在這一歷史事件的表層描繪上。劇中申生根本不出場,但是劇中所有的人物都一直在談論著他,從側面反映出他那高尚的人格。作者捨棄了那種把悲劇英雄當作正面人物的傳統寫法,作者著重描寫的乃是人的命運,在《申生》中通過驪姬這一人物的悲劇突出了關於人的處境的問題。作者這樣說:「我想到的問題是,假如一個人是活在這種地方,充滿了陰謀詭計和親屬之間的鬥爭,個人的生命毫無保障,甚之不知道明天是否還活著,在這種情境中人將如何自處?如何來面對此種困境?我發現驪姬的故事正好適合表現我的想法……」

 驪姬被獻公擄獲後被納為寵妃,進而在晉國宮廷中掌權,然而由於她的身份特殊,又使她在晉國的地位不可能穩固,這就使驪姬一直恐懼自己有一天會失勢。而申生作為與其相對抗的潛在的勢力,構成了對她的存在的嚴重威脅,於是她施出種種陰謀詭計、不擇手段地必要除之而後快。為了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世子以謀求未來的王位,永保自己的權勢地位,她最後設計謀殺了申生。驪姬的行為充分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制度下的權力鬥爭,以及與之相聯的欲望野心,對人性的扭曲和毀滅。

 《傅青主》一劇是寫歷史人物的。傅青主本名傅山(1607-1684),青主是其字,別號真山、石道人、朱衣道人、僑黃老人。山西陽曲(今太原)人。於醫學、詩文、金石書畫無不精通,尤以醫學、書法擅名於世,是著名的明代遺民之一。其書跡傳世頗多,現在遼寧省博物館還藏有他的《七言詩軸》。傅青主又是位傳奇性人物,他平生足跡半天下,明亡之後更是到處奔走,其生平事跡充滿了俠義與傳奇色彩。他一生從不為已謀,到處為人治病,受到世人景仰。

 姚一葦在《傅青主•自序》中寫道:

 「在明末清初這個大變動的時代裡出現了許多位我所景仰的大儒。他們在學問上都有過建樹,絕非讀死書,或大言炎炎,以博一時之譽者;尤非只告誡別人要如何如何,而不包括自己在內的那一類。他們在品格上必有所守。在對抗加於他們身上的諸般苦難和各種各樣的名利誘惑,真正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境界」。

 作者截取了傅青主漫長一生中的兩段經歷編成劇本。一是寫順治十一年,傅青主在鄭州密謀起義,由於叛徒告密,他遭到逮捕,雖經嚴刑拷問但拒不招供,表現了無畏的精神,最後入獄,在獄中,他以自己的凜然正氣影響了難友,與統治者作了抗爭。二是寫傅青主出獄後,以行醫為業走遍天下,診活之人無數,名聲大振。朝廷中有人以傅青主「文章道德為一時之望」,舉荐他應博學鴻詞科考試,但遭到他拒絕。最後雖授以內閣中書,而傅青主為了保全氣節不肯事敵,黯然回到家鄉。

 該劇在形式上也有創新。全劇以彈唱來聯結採取的是敘事詩戲劇的表現手法。作者還力求使該劇做到民族化,「在這部戲劇裡,我要使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國的,不能沾上絲毫的西方氣味,我企圖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戲劇,把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為開拓我們自身的文化盡一點力。」(《傅青主•自序》)

 《碾玉觀音》一劇則根據同名宋人話本改編,原著寫的是一對出身低微的青年男女追求自己所應當得到的幸福時卻遇到災禍的悲劇。姚一葦在改編時只保留了小說的愛情線索和故事框架,而對人物身份與情節內容作了較大的變動。他刪卻了原著中帶著神秘宿命色彩的鬼魂情節,使其成為發生在人世間的愛情悲劇。在劇中,崔寧是一個正直純樸,熱愛藝術的玉匠,他寄居在姑父韓郡王的家中,他的表妹韓秀秀天真純潔、性格善良,她與崔寧彼此相愛著,在遭到郡王干涉後,她毅然與崔寧私奔出走。後來郡王派人尋找到秀秀,她被迫離開崔寧回到府中。十多年後,他們相逢了,但這時崔寧已成為淪落江湖的盲人。秀秀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地位,為了不使兒子前程受到影響,竟然不願予以相認,忍心看著自己丈夫懷著遺憾在面前死去。

 姚一葦在劇中著重地揭示了這一題旨:崔寧和秀秀的愛情悲劇,其根源不僅是韓郡王所代表的封建專制勢力,還在於封建社會禮教習俗對人們心靈的戕害。秀秀為了追求自由與幸福,可以勇敢地離家與崔寧私奔,但後來為了維護權勢與富貴,竟拒絕與崔寧相認,不僅背棄了自己往昔對理想的追求,也使她的良知與意志消失殆盡。秀秀這個人物形象因此而被深化了,給人以深思。

 劇本中,作者還對忠厚老實、軟弱怯懦的崔寧予以提高,他不僅僅是個玉匠,而且還是一個對理想有著熱烈追求的藝術家。

 姚一葦的歷史劇以詩意一般的描述體現出一種人生哲理。他著重發掘人物在特定歷史環境中行為的動機,揭示出人物的靈魂世界。在他的上述劇作中,既有對那些富有民族思想、愛國意識、高尚品質的傑出歷史人物的歌頌,也有對那些出於自私觀念,喪失良知而導致人性扭曲的人物的批判。

 在姚一葦的現代題材戲劇創作中,他的《紅鼻子》和《一口箱子》都是受到廣泛贊譽的優秀作品。由於《紅鼻子》在北京演出時,已有很多戲劇專家發表過評論,這裡就不再重複。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的《一口箱子》,該劇主要人物只有二人:阿三和老大兄弟倆,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阿三性格軟弱,而老大則剛強好鬥。阿三隨身帶了一口箱子,老大則一無所有。當他們走到一個小市鎮時,人們懷疑阿三那口箱子即是鎮上一位醫生失落了的存放醫療用放射性鐳錠的箱子,如果找到這口箱子,便可獲得二萬元賞金,於是隨之而展開了一場糾紛。

 這是一部具有現代悲劇意識的作品,劇中的這口箱子寓有濃厚的象徵意味,這口祖上傳下來的箱子裡存放的只有幾件舊衣服、兒童玩具、舊書、獎狀,這些分別代表了傳統、童年、文化與榮譽。這也可視為阿三賴以生存的「根」,他背著這口沉重而陳舊的箱子走遍天下,他活著是為了這口箱子,後來在與窮追不捨的一群人的爭奪下從高處墜地而死。阿三的悲劇性死亡,反映了現代人在失去傳統的依附、失去他的根以後所感到的空虛和悲哀。作者還對一群貧婪成性、愚昧無知的小市鎮人進行了無情的嘲諷,表現了他們的盲目生存意志和毫無目標的生活。作者通過對這些人物的描繪體現了他對現代文明的深刻批判。

 《我們一同走走看》這個戲不僅體現了姚一葦對人生前途的樂觀態度,而且顯示出他創作風格的多樣化。這個戲的情節很簡單,一個名叫阿聰的青年,從農村來到城市謀生,遇上了身處險境的少女阿美。她的養父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欠了很多錢,迫於無奈把阿美賣給妓院。阿美在阿聰的幫助下,得以從魔掌下逃脫出來。最後,阿聰鼓勵阿美與他:「我們一同走走看」,勇敢地一同去迎接新的生活。

 這個戲運用輕鬆愉快、富於情趣的喜劇手法表現了作者對人生、對生活的樂觀向上的態度。姚一葦在為《劇本》發表該劇而寫的「後記」中明確地闡明了他關於該劇的創作意圖,他說:「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必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扶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一同走走看。」在「我們一同走走看」這句淺顯易懂而又富有樸素哲理的話語裡,蘊含著怎樣正確對待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深刻的思想內涵。這也揭示了作者對美好人性的贊頌以及對真誠的愛的呼喊,特別是作者對弱小人物在苦難生活中的患難與共互相幫助的描寫,有力地顯示出作者那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我們一同走走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戲劇情節的安排,喜劇場面的設計與人物語言的情趣等方面的處理,尤其是全劇那種鮮明的民族風格。都充分展現出姚一葦的戲劇技巧的日趨純熟。

 姚一葦的新作《X小姐》(《中國時報》1991年2月連載),是他的第十三個劇本。這個戲的主要人物X小姐是一個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和身世、失去記憶的少女。警察局無意中拘留了她,發現她什麼也不知道,於是把她送到醫院裡檢查,確定她除喪失記憶之外,是個正常的人,具有一定的語言與思維能力。警察局請來記者,請他們在報上刊登照片和在電視上播放,以便讓其親人前來認領,但這也無效。最後把她送進了收容所,她又從那裡逃了出來。當她倘佯在大街上時,一位路人誤把她當作妓女而進行調笑,發生了爭吵,引起行人圍觀。有一個女的認出她是中學時的同學,在同她交談時,激發了她的回憶,「我想起來了,我記起來了,我知道我是誰了。」正在這時,一輛水果車撞倒了她,好心的路人把她送去醫院。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高度的資本主義化,使得人的物化和異化傾向顯著,人的自我模糊。關於人的自我的失落和對自我的重新尋找成了文藝作品中一項新的題材。X小姐的失去記憶隱喻人的失落,名字的遺忘意味著自我的失落,尋找身份也就是尋找自我。可以說姚一葦筆下的X小姐這個人物形象,是作者對當前台灣現實社會的一種有力的批判,向人們提出了何去何從以及如何認識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雖然該劇的手法比較抽象,但無疑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姚一葦的歷史劇創作是針對現代社會生活有感而發,是以高度哲理來觀照歷史、觀照人生。那麼,他的以現實題材而創作的劇本則更是直接地表達他對現實生活的認識,對動蕩不安的台灣社會所作的審視。

 在《一口箱子》中描繪的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失落感以及由這種失落感所帶來的對現實的無能為力,而這種感覺正是現代人悲劇意識的主要根源。

 而在《X小姐》中表現了人們在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社會裡失去自我,徬徨無措的普遍心態。這不禁使人聯想起卡夫卡的《變形記》,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變成蟲後,卻仍然保持著人的思維能力和方式,周圍的事物仍然是現實中的事物。卡夫卡就是以這種寓言式的表現手法揭示出人的可悲處境和現實世界的不合理性。從象徵手法來看,《X小姐》和《變形記》可說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姚一葦在一些歷史劇中就曾提出如何表現歷史上的人物在某一特定環境下的處境問題。(亦即他所說的人的處境問題),而在他的現代劇中則更進而揭示出人們在二十世紀社會中的處境問題。然而他並不像西方現代主義作家那樣對現實社會抱有消極悲觀甚至絕望的情緒,即使在《一口箱子》中,還有著對人的肯定的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即使在如何艱難的困境中人們也應有所守或有所操持,即使所操守的或許並不是人人認為有價值之物,但卻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的道理。作者這一思想在《傅青主》中也有明確的體現,劇中通過傅青主堅決拒絕參加清廷主辦的博學鴻詞科這一行為而表現出「一個人總該有所守的道理」。

 在《傅青主•自序》中作者這樣表示:「我深深感到人類的文明要維持下去,不被毀滅,人與人之間必定要互敬互愛,戰爭、衝突都不能解決問題。但是要別人尊敬你,你必要先尊敬別人,尊敬那些可能不如你的,比你更弱小,更無能的人。」作者這種要求人們「互敬互愛」的博愛主張在他後來的《我們一同走走看•後記》中有了進一步發展,那就是「人與人之間必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扶持,……」儘管這種思想不免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卻充分顯示著作者對人類未來的、對美好的生活的樂觀希望與執著追求。

 在台灣,話劇事業長期以來不被重視至今一直處於低谷狀態,姚一葦先生在戲劇理論上的不斷探索以及他在戲劇創作上的不懈努力,標志著他積極致力於繼承我國五四以來現代話劇的優秀傳統,使其獲得新的發展。

 (原刊一九九三年《藝術百家》)

曹明,筆名西蒙,一九二○年生,廣州大學經濟系肄業,曾任職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現為江蘇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一九九○年秋,在南京初識姚先生,以後致力於台灣文學、戲劇之研究,與人合著有《台灣現代戲劇概況》、《月是故鄉明──台灣大陸籍作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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