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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戲劇的一反一正

☉張健

 姚一葦先生所創作的七部戲劇,依次為《來自鳳凰鎮的人》、《孫飛虎搶親》、《碾玉觀音》、《紅鼻子》、《申生》、《一口箱子》、《傅青主》。其中前六部已結集為《姚一葦戲劇六種》,由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傅青主》則為遠景出版社所出版。

 姚氏的七部劇作中,若以內涵的主題而論,正好形成一正一反的循環現象,去而復返,有如鐘擺現象。所謂正,意指肯定人生,信任人性,乃至歌頌人類的種種;所謂反,則意指懷疑人生,諷刺人類,乃至否定人生的價值。

 試依次觀察各劇:

 一、《來自鳳凰鎮的人》:此劇作於民國五十二年,主題是男女主角在錯誤與迷失之後,終於重新肯定了人生。最後女主角朱婉玲說:「我們要學習忍耐與等待!」男主角周大雄也誠摯地重複了一遍。固然人生之肯定是必須付出相當代價的,但他們顯然甘之如飴。這是正。

 二、《孫飛虎搶親》:作於五十四年。這是《西廂記》走進了荒謬劇場之後的新面貌。《西廂記》對愛情的歌頌,至此已轉為冷嘲熱諷。作者藉此對人性之善表示了普遍而強烈的懷疑:人都是那麼自私、欺妄、貪生怕死……。尾聲中,路人甲說:「孫飛虎據說不是真的孫飛虎。崔雙紋也不是真的崔雙紋。孫飛虎遠走高飛,逍遙法外,那抓住的乃是他的替身……那真的崔雙紋或許送了命,或許做了強盜的夫人。……」而路人乙又有其他的說法。這種撲朔迷離的安排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城堡》,直指人生的荒謬。因此這是反。

 三、《碾玉觀音》:此劇作於五十六年。碾玉匠崔寧實際上是一位藝術家,他之忠於藝術,猶如他之忠於愛情,實則不外一種人類追尋精神的表徵。最後他失明,他死亡,但他仍不悲觀:「只要這個世界上有玉,就有碾玉的人」;既為藝術家,便要「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痛苦的人而雕,為那些希望破滅了的人而雕……給他們以希望,給他們以美麗…給他們以信心。」他的失明,固然象徵著藝術與人生的衝突,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乃至代表他為藝術和愛情所付出的總代價,但他的死亡卻無異是一種勝利;丫頭冬梅說得好:「他死得這樣平靜,這樣安詳……」女主角秀秀則說:「(他)找著了心目中的秀秀,可不是我……」這可說是作者對人生理想的肯定。這又是正。

 四、《紅鼻子》:此劇作於五十八年。是所有七部劇作中主題比較曖昧的一部。因為作者並不像在《孫飛虎搶親》中那樣,把人生一桿子打到底。他曾在不得意的作家邱大為身上稍稍點染,說他要寫「更高尚的東西,更深刻,和更富想像的。」這口吻很像出現在《碾玉觀音》中的。而且紅鼻子最後的投水救人,也頗似勇者或仁者。但是,我跟黃美序先生同感,這些都不能算是此劇的第一主題。黃先生在「姚一葦戲劇中的語言、思想與結構」中說:「即使我們將他最後的行動看做高貴的自我犧牲……他的犧牲和耶穌、釋迦、吳鳳的犧牲也完全不同。他只是一個常人要戴上假面具去隱藏他的真面目,可以說是打腫臉充胖子、充英雄,來自欺欺人。」因而他認定「全劇是對人類處境及人性的暗諷」。無論如何,正面的刻劃在本劇中是軟弱無力的。所以它又是反。

 五、《申生》:作於六十年,它顯然受了若干莎劇的影響,譬如《理查三世》等歷史劇,而劇中的女主角驪姬之造型也與馬克白斯夫人有些類似。申生一角從未出場,但他顯而易見地,是全劇的重心所在。如他的異母弟奚齊對母親驪姬強調申生是好人;申生送他的棗紅馬可說是「性善」的一個象徵。宮女們也唱道:「你(申生)寧願走向死亡,來換取晉國的太平和寧靜……」。驪姬固然因作惡多端而自食惡果,但她對申生(早先為她害死)的態度與評價當然舉足輕重──她終於承認申生是一位強者:「強者的(靈魂)不會(消滅)。」借反派角色之口說出主角的「身價」,其撼人的力量尤大。這是正。

 六、《一口箱子》:作於六十二年,演出時頗受重視。當那口使大家緊張得不得了,以為鐳錠必在其中的箱子打開以後,大家發見其中不過是幾件衣物之類的,「大家表現得(出)失望之極,有一種無聊與受騙的感覺」,這無非是一種荒謬人生的寫照,正面點出了主題。而緊接下來的阿三之死,正好配合著它。阿三這位主角,竟是一名丑角。人生的悲哀,正在其荒謬與無可奈何。這是反。俞大綱先生為此劇上演而寫的專文中,也曾委婉地透露類似的詮解。

 七、《傅青主》:此劇寫於六十六年,距離上劇的完成獨久。原因是作者工作較為忙碌,且著意撰著《美的範疇論》等,而以往諸劇問世後之缺乏熱烈反應,亦為重大原因之一。《傅青主》單行本的「自序」中說:

 「此一願望一直遷延下來,主要原因是沒有創作的刺激與衝動……這六部戲劇雖已印在紙上,但卻像空氣中的泡沫一樣,幾乎沒人理睬。……」

 《傅青主》終於在作者一段休假日之後寫成了。它塑模出一位可敬的人物,氣節高,能忘我,愛國且愛人。戴延栻是他的朋友,聽他兒子傅眉說:「家父看病去了」,便說:「他怎麼的,還跑那麼遠。去年他從山上滾到山下,一把老骨頭(差點)沒摔壞,怎麼又忘了。」傅眉說:「他老人家那裡肯休息。」「我爹從來沒想到過自己,只想別人。」他的人格自有強大的感召力,譬如醫者陳謐為了入獄照顧傅青主,不惜寫了封匿名信控告自己,因而如願被逮。還有,連受醫的瘸腿人也不知不覺的跟傅青主認同了:「我這人別無一用,就只識得好歹。」本劇又是正。惟一的遺憾是:作者崇敬青主之心過於激切,以致未曾為他留下一二人性的弱點,反而削弱了部分感人的力量。

 根據以上的分析,姚劇之一正一反的循環,幾乎可說是鐵的事實。這在中、西文學史上,幾乎是沒有先例的。揣摩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一種自然週期使然:體力、精力、心緒的高潮與低潮,自然而然地會改變作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二、作者為一戲劇學者,對中、西戲劇之各種型態和主題,莫不十分熟悉,難免有見賢思齊之意。於是或此或彼,兼包並營,遂造成此種循環表現的情況。何況一揚之後,或覺人生畢竟有憾,前劇似未照顧到其全貌,故又一抑以補足之;如此週而復始,便形成這種特殊現象。

 同時,在作品取材時代的古今方向,除了一次例外,也構成一種頗為規律的循環:《來自鳳凰鎮的人》是今,《孫飛虎搶親》是古,《碾玉觀音》也是古(惟一的例外),《紅鼻子》是今,《申生》又是古,《一口箱子》是今,《傅青主》是古。我們能說這只是巧合嗎?但我也不認為這是作者有心的安排或抉擇。

 「一陰一陽之謂道!」姚一葦先生的七部戲劇,在劇作歷程中所構成的規律系列,正暗合這句蘊涵中國哲學精華的名言。

(本文主要內容曾在十一月六日第三屆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議本人之講評中發表,會後二、三友好敦促我寫成文字,遂有此作。)

(原刊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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