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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鼻子》在日本

☉李映薔

 今年十一月二十號至廿二號,日本第三大都市名古屋附近的「岐阜市文化中心」上演了五場中國現代戲劇──《紅鼻子》,在五百多座位的文化中心,每場滿座,週末、週日加賣站票,有人自東京、橫濱來看。

 此次公演的「齒輪劇團」,因而大出鋒頭,因為他們邀請到大陸的名導演陳顒協同導戲,又請了原作者台灣的戲劇學者姚一葦觀劇,被認為是真正的中日文化交流。因此,自十月底,《紅鼻子》的有關新聞不斷上報,尤其十一月十八日深夜,姚一葦到達名古屋機場,十幾名記者包圍採訪,第二天,包括「讀賣」、「朝日」、「每日」三大報在內的所有報紙,全登了大新聞,連平時不登文藝新聞的「日本經濟新聞」,也是圖文並茂。

《紅鼻子》緣

 今年九月初,姚一葦自紐約歸來,在桌上堆積如山的信件中,赫然一封來自日本的信,姚先生沒有任何日本朋友,他在納悶中拆開信。

 一封以工整中文書寫、日本口吻的信,署名「小林泉」,大意是說,她已將姚先生的劇本《紅鼻子》譯成日文,發表在九月份的日本戲劇雜誌《悲劇喜劇》中,她的父親小林宏所領導的「齒輪劇團」,擬在十一月將此劇在日本的岐阜市公演,並且馬上要來台灣見姚先生,徵求同意演出。「齒輪劇團(劇團ゾをペネ)」是一個成立了卅三年的半業餘劇團,擁有團員百餘人,此次公演《紅鼻子》是他們第七十六回公演,之前曾演過兩齣中國戲劇──《馬蘭花物語》及《雷雨》。

 為此次三天五場的演出,小林宏先生已整整籌備了五年。

 一九八二年,此劇在北京公演,造成轟動,連演一百多場,小林宏正好到北京,趕上最後幾場戲,看了大受感動,興起在日本推出此劇的念頭,開始與該劇的演員之一熟稔日文的于黛琴女士商討日語演出的可行性。

 八三年,將甫自教育系畢業的女兒送到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學習。《紅鼻子》在日本

 八四年,試探可否請「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副院長,也就是《紅鼻子》的導演陳顒女士顧問導演,獲得初步同意。

 八五年,小林宏正式向「青藝」提出,並得到陳顒的應允,屆時赴日協同導演。

 八六年,女兒小林泉學成歸國,進行翻譯劇本,並積極籌備演出事宜。

 雖然《紅鼻子》的有關資料是得自大陸,但原作者在台灣呀!

 八七年九月,小林父女就憑著只知道姚一葦先生在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研究所教書,這麼一點資訊到了台北。幸好行前三天,姚先生收到信,通了一次電話,否則他們九月九日到台北時,正遇上颱風來襲,而姚一葦目前是國立藝術學院教授,真不知要如何狼狽才能尋著呢!

 台灣的劇本,要想搬上外國的舞台,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因為《紅鼻子》在大陸被肯定、被歡迎,才受到世人的注意(西德也有人來信要《紅鼻子》的劇本),小林宏就像他領導的劇團名字一樣,有如一個齒輪,帶動了中日文化交流,使日本觀眾感到「原來中日文化是那樣的相近」,附帶的認為「岐阜市有這樣的劇團,真是榮幸!」(觀眾觀後感之一)

「齒輪」精神

 「齒輪劇團」的成員,除了少數舞台技術人員外,均為業餘團員,有公務員、教師、大學生、流浪藝人,一群熱愛戲劇藝術者,在團長小林宏的領導下,幾乎是懷著宗教式的奉獻精神,排戲時,每晚六時集合,一直工作至半夜,嚴守準時、專心的紀律,演員不但演戲,還得協助製作道具、佈景,雖是業餘,但一切的要求與講究都無異於專業劇團,演員不但不支薪,還每人每個月捐獻二千日圓給劇團。而專業的舞台技術團員,雖在劇團支薪,但由小林夫人領導,不演戲時,就到外頭打零工,賺錢支持劇團,連團長也不例外。小林宏世代為和尚(日本和尚可以結婚),有一回,大家一同觀看錄影帶,忽然電話鈴響,他馬上換裝,開車揚長而去,大家莫名其妙,原來他去為人做法事念經去了,這也是他的副業。雖然經濟拮据,人人都以劇團的一員為榮。

 小林宏是一位劇團領導人,也是位劇作家。他最近作品〈長江プ、私太グソ日日メ心ズ刻ハ太バズ……〉寫的是反省日軍侵華的戰爭罪惡。他在「《紅鼻子》演出成功惜別晚宴」上致詞說:「每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是我最難過的一天,那天發生南京大屠殺,也是我哥哥去世的一天,他不願意殺中國人而被殺了。我知道姚先生十六歲就離家,從此未能回去,原因是『日本鬼子』佔領了他的家鄉江西南昌。我謹代表日本人向姚先生和所有中國朋友致最深的歉意。」

 小林宏是一位對中國人常懷歉疚、衷心期望中日之間永遠不再有戰爭、不再有仇恨的日本人,宣揚天下一家,這也是「齒輪劇團」的精神。

摔斷脖子也要幹

 《紅鼻子》有一段戲是雜耍表演,有變魔術、有踩獨輪車、有摩托車特技,這些都不是單靠演技就能表現的。變魔術要能變出東西,還得手腳俐落,不可穿幫,踩獨輪車需要女的優美、男的瀟灑,技術得純熟,不能危危顫顫,讓人看得難過,摩托車在舞台上的一小塊平台上,沿著階梯躍下,又沿著階梯騎上,一不小心,就可以衝進觀眾席去。

 十幾位業餘演員,居然能在短短幾個月中學成,晚晚苦練,還踩著獨輪車,從排演場騎回家去。有一個男生,肩上頂著個女孩,踩在獨輪車上,兩手拉著兩個也踩獨輪車的女孩,四人在小小的舞台上轉圈,這種高難度的特技表演,即使真正雜技團也不過如此。導演曾想放棄這段特技,但那個男生說:「即使摔斷了脖子,我也要練!」結果贏得熱烈的掌聲,觀眾還以為是來自中國的真正雜技團呢!

全能演員

 一個半業餘劇團,能夠生存三十多年,又演出如此複雜的戲,其理由之一,大概在於一人當幾人用。

 飾演主角「紅鼻子」的スノ悟朗,白天在岐阜市政府上班,負責河川橋梁的整治。為了演當小丑的「紅鼻子」,自費去舞蹈社學現代舞,演來姿態優美,又擔任戲中的音樂作曲,寫了三首歌,非常好聽,演技尤其令人稱讚,長段的內心戲,顧問導演陳顒說:「我雖聽不懂日語,他演到那一句對白,我完全能從他的表演上看出來,我每猜一句,問翻譯,都說,沒錯!是這句。」

「紅鼻子」的愛

 「感謝你們讓我找到了我一直在追尋,事實上就在身邊的幸福與快樂。」一位觀眾在意見調查表中如此寫道。

 每當第一幕結尾,劇中患自閉症的葉小珍,被紅鼻子牽引,一步一步走向前,漸漸轉動她那石封的目光、舉起那僵滯的小手,全場鴉雀無聲,似乎所有人的心靈都被懾住了。

 全劇結束時,唏噓之聲處處可聞,觀眾全被紅鼻子犧牲自己的人道精神所感動,有一種昇華的喜悅。

 日本觀眾很不吝於表達觀後感,每場結束後,總有許多人擠在劇場大廳上填寫意見調查表,年齡從穿著制服背書包的中學生,到白髮蒼蒼的老年人,無論男女都有。這齣戲的觀眾群,階層分佈非常平均,平常,有些戲吸引中產階級,有些戲吸引年輕人,而有的戲,轎子來抬也沒人看。

 據說,《紅鼻子》在北京、上海公演時,也與在日本相同,不論男女老少,各個階層的人都愛看,因為戲裡包含了眩人耳目的雜技、歌舞表演,更包含了探討生命、人生的哲理。

 正如作者姚一葦說的:「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戲,是必須具備各方面的可看性的。

 《紅鼻子》是一齣人物眾多,形式複雜的戲,也是一部考驗演員本領的戲。

 台灣於大約廿年前,在李曼瑰負責的「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策劃下,易名為「快樂的人」,由全國大專學生中選拔演員聯合演出,趙琦彬導演,許常惠作曲、劉鳳學編舞、聶光炎舞台設計,由當時仍在師大讀書的劉墉飾演紅鼻子,也都是一時之選。

 當然,學生演員無法與「齒輪」有人生歷練的成熟演員相比,更不能與北京擁有三百多名職業演員,一演就是一百多場的大劇團相比。

榮耀歸於作者

 姚一葦在國內是相當著名的學者及劇作家,也受到社會的敬重,但是都沒有在日本一週,所受到的禮遇與尊敬來得隆重。

 無可諱言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日本人心中的份量是有相當大的差距。請了一位北京的名導演,一位台灣的名作家,齒輪劇團似乎將最高禮遇給了姚先生,他們說:「沒有作者,就沒有這齣精彩的好戲。」

 姚一葦回來以後,他說:「好像作了一場夢,一週來經歷了許多這輩子第一次的事,我從未因感動而落淚的,居然在幾天中落了三次淚。」尤其是五場演完,幕落下,或許是還未自戲中回到現實,加上曲終人散的離愁別緒,所有演員一同抱頭大哭,弄得姚先生也哭了。

 《紅鼻子》公演五場,每場導演都請原作者上台與觀眾見面,接受獻花,並講幾句話,因此每場結束,總有觀眾來向姚先生說:「很感動,我流淚了!」包括大學教授及藝界名人,他們表達欣賞之意的方式是,面贈自己的作品,或是送一份代表日本的小禮物。

 一位名版畫家(看不清他的簽名),據說是與畢卡索作品一塊展出過,不但將他的原版版畫當眾贈送姚先生,還隨劇團一同開檢討會,發表他的心得:「在這齣戲裡,給了我靈感,尤其是小丑紅鼻子。」

 另一位書法家金神澈三,開部旅行車來,將大家載去消夜叫了一桌酒菜,他自己不怎麼吃,也不怎麼說話,喝了兩瓶罐裝烏龍茶,看著一桌人吃喝談笑,就心滿意足了。

 在國內觀賞演出,常有一個感覺,看戲時,見面的都是搞戲劇的;聽音樂會時,碰見的都是音樂界的;看畫展時,也一樣,大多是來捧場的同行。好像除了學生外,凡在任何一行稍有成就時,就很少去接觸其他的藝術。事實上藝術是相通的,藝術家互相激盪,互相映輝,或許能使我們的藝術天空更加光亮。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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