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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燈火明滅處

☉劉墉

 六月初,在紐約接到姚一葦教授,由台北輾轉寄來的信,告以《紅鼻子》將再度搬上國內舞台的好消息,一時真是百感交集。既感於睽違十幾年的姚教授能不忘舊人,囑我寫一篇回憶當年演出的文字;更興奮於《紅鼻子》這齣難演的大戲,能在國家劇院的支持下,再呈現於國內觀眾的面前。尤其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可以見到戲劇界、舞蹈界、音樂界,乃至藝術界的人士,能經由這個融合了歌舞劇與特技雜耍的《紅鼻子》,再度結合,而產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時一樣。

 民國五十九年,當國內舞台劇大部分還受藝工隊的領導,並維持著「音容劫」型態的時候,紅鼻子的推出,確實是一劑清流。我們甚至可以用這部戲,做為國內舞台劇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是文藝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結合。

 記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國團聯合主辦的。編劇姚一葦教授已是知名的劇作家,導演趙琦彬、音樂作曲許常惠、舞蹈設計劉鳳學、舞台設計聶光炎、音樂設計夏祖輝,也都是學有專精,而且觀念較新的名家。至於演員,則由國內各大專院校推荐的學生中選拔。

 我當時代表師範大學前往,負責口試的除了姚一葦教授、趙琦彬導演,並有對推動國內舞台劇極具貢獻的李曼瑰女士和劉碩夫先生。

 每個人被要求演出劇中的幾段,並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了解既是演話劇,為什麼還要唱,接過劇本之後,才知道《紅鼻子》居然不僅有歌唱、舞蹈,甚至還有雜耍。至於劇中人,表面看是寫實,卻又帶有象徵的意味,既見一般對話,又有詩的語言。尤其是主角,那個終日戴著紅鼻子面具的小丑,則是個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謎樣的人物。

 所以從一起初,我就覺得紅鼻子是難演的,他沒有多少過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讓飾演的人去追溯、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獨腳戲的過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這樣一個拋棄妻子、事業,而甘願做個賣藝小丑的紅鼻子,又得時時疏離出來,以反省這個角色。在文學寫作上,有所謂「熱筆」與「冷筆」,演紅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參加選拔的,只曉得最後由姚一葦先生點頭,獲得主演紅鼻子的機會。其間曾有人對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見,懷疑適不適合表現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許小丑應該有著略帶沙啞,甚或滑稽的調子,但是都被姚一葦教授否定了。因為紅鼻子不是一個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不告而別地離家之後,教過書,也當過記者,所以紅鼻子實際是個知識份子,他有比別人更清明的頭腦,與悲天憫人的情懷,當別人看他戴著面具逗笑時,他何嘗不是從那面具的後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羅斯福路的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中進行,由於每天下午要排戲,使我不得不常溜課,而且總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導演的嚴格要求下排練,沒輪到的躺在旁邊椅子上打盹,晚飯則常擠在附近的「壽爾康」小吃店吃辣豆瓣鯉魚,並且在寂靜的深夜散去,那種劇中的肆情與劇外的無羈,給我留下深刻的回憶。尤其是當戲中整個雜耍班子表演時,舞娘穿梭、樂師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兒翻跟斗、蕭老闆作揖叫場子、紅鼻子唱歌的時候,竟覺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馬燈,轉著、轉著,彷彿進入夢境。

 紅鼻子這幕戲,實際就像一場夢,它透過一群因風雨阻於旅店的人,包括音樂家、生意人,帶著自閉症孩子的父母和雜耍班子,以合於西洋戲劇「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幾個小時之內,表現了人類的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與猶疑。它四幕的主題,分別是降禍、消災、謝神與獻祭。降禍的一幕中,先有颱風的天災,再有飛機失事、商場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禍;在消災一幕中,紅鼻子神妙地為眾人解決了問題,第三幕由雜耍班演出「謝神」;第四幕則是紅鼻子救人犧牲的「獻祭」。所以表面是寫實劇,內裡卻有著象徵的意義。

 除了對紅鼻子角色的詮釋有許多困難之外,歌舞雜耍的表演也是一項對演員的考驗。記得那時演員常到鄧昌國先生在仁愛路的家裡,聽許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並在一位何小姐的鋼琴伴奏下練唱。我雖擅唱,但讀譜的能力不足,只好用錄音機將整個伴奏錄下,再回家練習。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須戴著紅鼻子的面具跳現代舞,那個面具蓋住了臉的上半部,平時從「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沒有問題,跳起舞來由於面具抖動,加上看不清腳下,舞台又有好幾層,可就隨時有失足之慮。所幸劉鳳學女士的精心調教,將步子算得非常準確,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過。

 至於雜耍和群舞部分,師大的麥秀美本來就有舞蹈的專長;政大的郭冠美擅長彈吉他;中興大學的修建華由於個頭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斛斗的「小猴兒」,在大學生裡找不到,只好去大鵬劇校物色。加上飾演雜耍團老闆的工專侯樹基,一付沙瓢大嗓門,表演起來倒還真是熱鬧!

 那次演出,是配合慶祝五十九年青年節,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專社團服務中心禮堂,從三月二十八號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紹以中英文印製、贊助單位包括了文復會、中山文化基金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省黨部、市黨部、總政戰部、教育司、教育廳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場,紅鼻子又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國內話劇界少有的事。可惜當時頗忌「紅」字,所以《紅鼻子》的劇名被改為《快樂的人》。

 《快樂的人》當時所吸引的觀眾,雖然主要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並未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回響,但是它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打破過去舞台劇的模式,完全由學術藝術界的人士參與,表現出他們共同的理想。最起碼,由音樂家和舞蹈家專門為一齣劇作曲編舞,在當時就是創舉,而且有深遠的影響。許常惠先生為紅鼻子寫的「是花兒的歸花兒、是鳥兒的歸鳥兒」等歌曲,據說後來由中廣兒童合唱團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劉鳳學女士與姚一葦教授合作的經驗,也極可能是現在擔任兩廳院主任的劉女士,能提出由國家劇院製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紅鼻子雖然為我贏得一座最佳男演員金鼎獎,但是每想起當時以二十一歲的年紀,扮演這麼一個深入的角色,便有幾分汗顏,覺得自己不曾表現紅鼻子於萬一。而這十九年間的變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愛的李曼瑰、劉碩夫老師都已辭世,國內的劇運在上一輩的耕耘與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七月歸國,姚一葦教授帶我參觀了國家劇院中的小劇場,道具服裝製作和佈景工場,更欣賞了紅鼻子的排演,過去只能夢想的設備,而今都成了真;過去東拚西湊的服裝,現在有留美歸國的靳萍萍小姐專門設計;以前十幾公尺的舞台,現在成為二十公尺寬的國家劇場;過去用手一個個開的燈光,則改為了電腦控制。加上姚一葦教授與在紐約學戲劇的陳玲玲小姐聯合導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說;雖然中國大陸和日本,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劇,但是紅鼻子的真正精神,將在我們國家劇院這次的公演中表現出來!

 而我最關心的則是,這種由國家支持,讓藝術家們將天馬行空的創意,午後清談的靈思,訴諸實際行動,並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機會,是否能經常出現?

 (原刊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劉墉,本名劉鏞。一九四九年生,北平人。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曾任紐約聖若望大學駐校藝術家,現專事寫作。著作有《超越自己》、《顫抖的大地》、《冷眼看人生》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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