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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和我

☉何欣

 大概就在去年這個時候,也許稍微晚一點兒,我在去上班的途中郵政醫院旁,遇到姚一葦先生。我覺得有些奇怪,他住在木柵的興隆路,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握過手後,我稍帶驚異地問他。「我來郵政醫院做體檢,」他回答說:「再延長一年,我就退休了。」他搖晃了一下手中拿著的體檢表。我當然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了。他之退休,是從教書的職務上退休;所謂再延長一年,就是說再過一年就七十歲了。我望著他,雖然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他,但他頭髮不白不禿,說話清脆有力,不像是個被迫退休的「七十老翁」。「現在還擔任職務嗎?我是說,教務長?」雖然我「半」與世隔絕,甚少聽到有關老朋友們的消息,但我知道他是藝術學院戲劇系的主任和教務長。「早就不擔任行政職務了。我現在只在研究所教兩門課,準備起來,也很累啊!」說完,他問我:「你還好吧?」我說我已經退休四年了。「我知道,」他立刻說:「你的身體還好吧?心臟病沒有再犯?」我告訴他,我也將是三十五乘二的老人了,健康不敢說,不過還算不錯啦。沒有再囉唆別的,就分手了。

 到辦公室之後,坐在椅子上,心想:好快啊,我想的是「時間」,好多年前我們就稱他為「姚老」的姚一葦兄,真的也成為「老人」了。可喜的是他彷彿並沒有變老,好像在他真的是很幸運地「人生七十方開始」,他仍然那麼有精神氣兒。

 掐指一算,我們認識已經有四十多年了。記得在民國三十七年我曾到第一女中去教書,教了兩年半。就在這個時候兒──究竟在哪一年,記不清了,我在教員休息室裡認識了教國文的范筱蘭老師,她態度和藹、謙遜,不大愛講話。不知怎麼她提到看過我寫的文章。她告訴我說,她的先生也非常喜歡文學。「哪天到我們家吃個便飯,你們認識認識。」較熟之後,她這樣說,我那時候也正值愛交朋友的年齡,自然就欣然答應了。那時他們住在廈門街台灣銀行的宿舍,離我住的泉州街是近在咫尺。就這樣,我認識了在台灣銀行做事而對文學具有濃厚興趣的姚一葦先生。那次的初會,談的是甚麼,而今已經忘的一乾二淨。只記得他說雖然他念的是經濟,但對戲劇很有興趣,工作之餘,便在家裡看書。他們夫婦兩個都愛作舊詩、填詞,而相互唱和。他還翻譯了馬克吐溫的一部小說,由正中書局出版。

 認識是認識了,但我倆並沒有勤於來往。民國四十年我離開第一女中到國立編譯館去服務,連同姚夫人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於是我們彼此間也就斷了線。直到四十七年,我結婚後的第二年,我們搬到永和的竹林路去住。有一天,我到市場去買菜,看到一位女士,乍看上去,跟姚太太長的一模一樣。「不會錯,一定是范筱蘭老師!」我很感詫異地想,「可是,她怎麼會來永和呢?難道他們家也搬來這兒了?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沒有上前去招呼,她也沒有看見我。回家告訴妻,她說:「天下哪有兩個人長得那麼像呢?下次再遇到時,你可以招呼她,問一下呀!」這個「下次」等得並不久,再碰到她時,她先站住看著我,問:「你不是何欣嗎?」原來他們由廈門街搬到永和的竹林路來住了。到他們家串門子又開始了。我知道一葦正在從事美學方面的研究,「這研究又費時間又費腦子啊,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者很少,材料也不易得到!」是的,那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麼容易!

 民國四十九年,由白先勇他們創辦的《現代文學》出刊。在出刊之前,最熱心此刊物的王文興到我家來,說想請姚一葦先生為《現代文學》寫稿,問我跟姚先生熟不熟。我說:「可以算很熟。能夠約到他參加現文,最好不過。」我也跟文興說,姚先生平時態度嚴肅,也不大容易「有求必應」。我告訴文興姚先生的地址,如何找法。文興說他早知道了。過了兩天,文興來告訴我,「姚先生很和氣,他一口答應給我們寫稿子。」那時候,除了台灣銀行的正職外,他好像還在國立藝專兼課,而今他又要非寫稿子不成了,難怪他常說他忙得不可開交哩。他「忙」出了《藝術的奧秘》和十幾個劇本,我不能不稱讚這位老友的「要得!」了。

 因為《現代文學》的關係,一葦同我的聯繫自然地就增多了,尤其自五十一年夏,白先勇去美國進修,他把《現文》編輯的重任,硬放在余光中、姚一葦和我的身上,我們三個也不負先勇所托,忠心耿耿地為《現文》而「賣命」。當時光中強調《現文》應該重創作而輕翻譯,以後要多多發表年輕作家的作品,「培育」出一個「現文群」,一葦非常支持光中的主張。「文藝就是靠創作叫。」他倆的主張我當然也贊成,可是,《現文》創刊之初,介紹外國(主要是歐美)作家與作品,也是其重要目標之一,我認為不應該完全忽略了譯介,但光中和一葦似乎並不太同意我的看法。好在我是個永不堅持己見的人,便「少數服從多數」地欣然接受了他倆的意見。於是自第十六期開始,如一葦所說:「無論自風格、作者的陣營、編排、甚至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現文》果然煥然一新。當時我們三個採取輪編的方式,由每人各主持一期,主持的那個人必須負責約稿、選稿、編排;至於校對、跑印刷廠、送雜誌給書報攤等,則是共同負擔!雖有如此的「畫分」責任,但是約稿、選稿還是三個人互相「協助」約稿、選稿、審稿的。在拉稿方面余光中原來就有一個寫詩的班底,拉稿不難;一葦則特別積極,以前沒有給《現文》寫過作品的已有成就的作家如陳映真、施叔青等,都被拉來給《現文》寫稿子了。《現文》擴大了範圍了,它跨出了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小圈子,憑良心說,得歸功於一葦吧。一葦有個優點──我認為那也是缺點,當他發現一個年輕作家頗有「才華」的時候,他會毫無吝惜地「誇讚」,並頻頻約稿,而給予甚高的評價。我則覺得一個剛開始創作的年輕人,應該多給予鼓勵是應該的,但不應越過「三十八度線」,以免那位作家產生自傲而妨礙了其虛心地求進步。我倆為了這不同意見「爭論」過(只是心平氣和地解釋自己的看法,並不是大聲爭吵的爭)。最後還是他贏了,因為,還是那句話,我不大愛堅持己見。這兒插幾句話跟「一葦與我」無關的話,民國五十九年,不知道為了什麼,白先勇把總編輯扣在我頭上,由王秋桂先生協助我編輯,所以自第四○期起,又恢復了西洋文學譯介。

 一葦於五十六年發表完他的《藝術的奧秘》(凡十二論)後,問我的意見,我說他寫的這十二篇論文,內容充實,敘述得條理清楚,分析入微,實在是「佳著」。他說他想印成一本書,希望能由一個有地位聲譽好的書店出版,「譬如說,開明書店,」他說。「開明書店不是出版過你翻譯的書嗎?你跟開明的老闆熟嗎?」我說我跟劉甫琴還熟,可以介紹給他。「好,你就去進行吧。」我去找到劉甫琴,說我的一位朋友寫了一本很好的書,內容是討論文學藝術的,問他願不願出版。「你覺得確實值得出版?」我自然覺得有出版的價值,而且當時台灣還沒有這類的書。劉甫琴答應了,於是《藝術的奧秘》就跟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並列於開明書店的櫥窗裡了。我還一直擔心這種硬撉漁挩P路不佳,對不住劉甫琴,經過了一段時間,我問劉甫琴,這本書的銷路如何。他說還可以,我也聽一葦說,《藝術的奧秘》銷路很好。我覺得蠻安慰的,「兩邊兒都對得起。」次年,五十八年底,開明又出版了他的《戲劇論集》,就沒有經過我這「媒婆」了。此後,姚一葦先生的大名就出現於學術界了,也受到學術界的讚揚。

 一葦曾於一九八八年榮獲吳三連先生文藝獎。在那次的評審會上,負責審戲劇的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胡耀恆教授和淡江大學的黃美序教授,胡、黃二位是戲劇界頗負盛名的學者。胡教授在發表他的意見時說,姚一葦先生積極參與戲劇運動,從事戲劇教育,創作了十二個劇本,令人欽佩。姚先生在一篇得獎後的訪問記中說:「說實話,二十幾年來,大大小小的獎,我不是沒有機會得,但都推掉了,要我蓋章、填寫申請表,真做不來,我的信念是,寫作是自己的事,給獎是別人的事……」但他對吳三連文藝獎,「是對我終生創作的肯定,我倍覺珍惜。」我對老友的這分傲骨,真是十分敬佩。

 開始的時候提到他譯過馬克吐溫的一本小說。他還譯過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他改為《詩學箋註》。這是五十三或五十四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撥了一筆款,請教育部找人譯成中文,教育部交編譯館處理。那時中國在教科文組織的代表是陳原(西瀅)先生,他不同編譯館聯絡而直接寫信給梁實秋先生,梁先生叫我向編譯館當局報告了這件事,並且還推荐《希臘羅馬名人傳》和愛默生的《代表性人物》兩書。款還有點兒剩餘,我就自作主張,向梁先生介紹姚先生翻譯《詩學》,姚公對《詩學》頗有研究,也很樂於做這件工作,於是我陪他去拜見了梁實秋先生,他非常認真地譯了這本書,而貴在箋註。批評家、劇作家、美學家之外,姚一葦叫,還得再加個頭銜:翻譯家。我可希望一葦如讀到此文,不要罵我故意捧他啊!

 (原刊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何欣,筆名江森。一九二二年生,河北深澤人。西北師範學院英語系畢業,曾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政治大學教授。曾與姚一葦先生共同主編《現代文學》。著作有《從大學生到草地人》等作品。(本書尚未出版前,何欣先生已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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