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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美學的終點

☉鄭樹森

 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文學季刊》第六期,姚一葦先生發表〈論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當時姚老還在銀行上班,文章由陳映真先生以許南村筆名記錄整理)。論文開頭就聲明:「只作分析的工作,而不作價值上的定位。」這個立場,在後來陸續發表的〈論白先勇《遊園驚夢》〉、〈論水晶的《悲憫的笑紋》〉、〈論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都一以貫之(這些文章後均收入一九七四年書評書目版《文學論集》)。這個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的立場,與三、四○年代崛起,五、六○年代大盛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或「美國形式主義」(American formalism)的理論與實踐,大體相同。分析當時這批青年小說家作品時,姚老都是緊貼文本、不及其他地「苦讀細品」(close reading)。而「新批評」用力極深的敘事觀點、嘲弄、對比、暗示、內外呼應(用姚老的話,「即如何透過客觀世界以抒寫出作者自我的主觀世界」)等表現手法,姚老都有使用。在〈論弦的《坤伶》〉一文,更捻出「新批評」大將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拿手好戲「弔詭的語言」或「弔詭的情境」,來作分析架構(此文亦見《文學論集》)。

 儘管三十年前的姚老曾經吸收「新批評」的分析手法,並因此一新耳目,在當年的「印象派」、「感動流淚派」、「道德訓誨派」等所謂文學批評之外,別樹一幟,但姚老並不是「新批評」的信徒或鼓吹者。相反,在這批細讀裡,姚老例必高舉亞里士多德《詩學》裡的「動作」(action)觀,來審視情節、結構的完整性或對照出現代作品裡常見的不完整性。即在分析弦的小詩〈坤伶〉時,仍不忘提出亞里士多德的「急轉」或「境遇的轉變」,來襯托布魯克斯的「弔詭」論。姚老筆下的這個「雙結合」,從中西比較文論的歷史觀點來看,雖未竟全功,但自有其重大的突破,因為在「新批評」風行一時、左右大學和中學的基本文學教育時,以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的一批西方古典文論及英美文學學者,在五○年代就不斷質疑「新批評」的分析手法,認為是以偏概全、過度重視「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不免以表現手段替代整體意義。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重新標舉亞里士多德的完整觀、歷史性和文類沿承論,意圖抗衡「新批評」缺乏文學史觀的謹守單一文本的極端形式主義。就記憶所及,姚老當年文論並無旁及芝加哥學派(又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討論,雖然Wayne Booth的《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初版,1983增訂版)似有涉獵。

 今日回顧,姚老對亞里士多德的實際運用(此點又與芝加哥學派不盡相同),可能是個人心得高於刻意的理論互補,但也因此而不致祇能拾人牙慧,而有所超越匡補。這當然和姚老長期鑽研亞里士多德息息相關。早在六○年代初,姚老就有意中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經過多年努力,以不同譯本互相參詳,加上大量解譯,《詩學箋註》在一九六六年由台北中華書局印行,至今仍為華語世界善本。

 一九六○年夏天,在《筆匯》雜誌同人力邀之下,姚老開始探討藝術作為客觀存在之諸面相,在《筆匯》發表〈論鑑賞〉和〈論想像〉。《筆匯》停刊後,自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在《現代文學》先後發表〈論嚴肅〉、〈論意念〉、〈論模擬〉、〈論象徵〉、〈論對比〉、〈論完整〉、〈論和諧〉、〈論風格〉。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辦,最後兩篇〈論境界〉、〈論批評〉終告完成;一九六八年以《藝術的奧秘》(台灣開明版)為題出書。寫這些專論的時候,姚老仍任職銀行,既無圖書館可用,又不像今天的大學教員有各種研究獎金可以申請,純以公餘點滴和個人庋藏完成這部大書。

 這本書以藝術之整體為探討對象,追求者為藝術「作為獨立的審美的客體」之「共相」(姚老意見),並堅信「花式翻新」之「現代藝術」,「同樣是可以理解可以傳達」。而在姚老表達這些見解的時候,歐美結構主義思潮正悄然登場,在往後的三十年持續動搖挑戰傳統的文學理念和古典的美學信仰。所謂「獨立」,對傅柯(MichelFoucault)而言,可能祇是一種「建構」,背後另有紛雜不一的多元主體。所謂「共相」,對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而言,不但是「理體中心論」(logocentrism),甚而是對內在歧異、自我瓦解、不斷「衍異」等的忽略。所謂「理解」,對女性主義而言,如仍是「理體中心論」和「語言中心論」(phonocentrism),則無疑是為舊有男權「陽具中心論」(Phallocentrism)撐腰。所謂「傳達」,對薩依德(EdwardSaid)的某些追隨者而言,則可能是對西方霸權體制裡價值觀的認同。

 在後結構主義思潮開始其「顛覆」活動時,所謂「後現代」亦宣稱降臨(此處所用的「後現代」,以Charles Jencks一九八七年What is Post-Modernism?的界定為準)。在《藝術的奧秘》完成後的三十年,姚老對「後現代」有以下的體會:「其爆發出來的力量非常強大,可以破壞現有一切的秩序,把語言變成呼號、喊叫,變成沒有意義,變成難以理解,變成一種可怕的沈默靜寂。這裡所謂沈默,其意義非常複雜,乃是指對我們的語言、理性、社會、自然、歷史意義的顛覆或拒絕。」姚老在這篇最後的講稿〈文學往何處去──從現代到後現代〉(見《聯合文學》一九九七年四月號),也觸及法國「後現代學」發言人波德理雅(Jean Baudrillard)的「擬象」(simulacrum)論及其「波灣戰爭沒有發生」之觀點。一九九一年的高科技波灣戰爭,是人類有史以來交戰情況自始至終通過電視全球播放的,波德理雅因此認為,這場映象戰爭是「似真的真實(virtual reality),通過映象的「過度真實」(hyperreality),不在現場而有現場的擬象,是「事實與映象的交錯,似真之蓋過真實,及二者無可避免的混淆。」所以,對這場戰爭的「一切意識形態或政治推敲,只是一種心智阻滯(愚蠢)的表現」,執迷不悟於「這場戰爭的真實」(英譯見一九九五年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的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這種觀點無疑是將「後現代」狀況的高度懷疑論推至虛無主義的極端,對真實、現實、倫理、甚或真理的完全否定。姚老對這個論點並無明確表態,但在講稿結束時一再強調「語言不會消滅」、「文學不會死亡」、「不過是什麼樣的文學我不敢預測」。

 姚老在生前最後一篇文章〈被後現代遺忘的──觀《英倫情人》抒感〉(見《聯合報》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聯合副刊》),有以下的感嘆:「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人性中可貴部分……,使你不知不覺感受到它的溫暖,使你覺得人活著還是有意義,不是只為自己而活,有時也為別人而活。」而這個訊息,在姚老看來,多少是「被後現代遺忘的」。姚老在生時,對所有的文學、藝術、美學及人文學科論辯,都是同情的理解、絕對的包容,然而他一生的重要著作,從《文學論集》、《藝術的奧秘》,到《美的範疇論》(一九七八年)、《審美三論》(一九九三年)、《藝術批評》(一九九六年),及《戲劇論集》(一九六九年)、《戲劇與文學》(一九八九年)、《戲劇原理》(一九九二年),對傳統的人文精神、古典的美學信仰,都是一貫地堅持。在世紀末回顧,姚老畢生論述,恰巧也是傳統文學價值的重新肯定、古典美學的最後完成。文學和美學在將來一定有不同的發展,但姚老的歷史基石,不管是對話或挑戰,都必定是不可忽略的。

 (原刊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鄭樹森,筆名鄭臻,一九四八年生。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比較文學教授。一九六○年代曾參與《文學季刊》、《現代文學》等編務,與姚一葦先生一同工作;一九八○年代與姚先生及白先勇先生合辦復刊的《現代文學》。著作有《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從現代到當代》、《藝文綴語》等多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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