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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重新開始

☉林克歡

 驚悉姚一葦先生猝然辭世,殊深悲痛。去年十月間,我再次到台北訪問,曾專程到興隆路的姚府拜訪。姚先生剛動完心臟手術不久,人顯得清瘦一些,但談鋒健旺,談戲劇眾語喧囂的現狀,談當代人失其所歸的精神困厄,談兩岸的戲劇交流,侃侃直言,興致極高。可惜我的日程甚緊,不足一小時便起身告辭,匆匆而聚,匆匆而別,不料竟成永訣。

 與台灣當代戲劇家的交往,神交最早也最令我敬重的,便是姚一葦先生。一九八二年春,由陳顒女士執導,我們劇院在北京上演了姚先生的《紅鼻子》。這是兩岸隔絕三十二年後,北京上演的第一齣台灣戲劇,連演六十餘場,盛況空前,成為當年中國劇壇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們託人輾轉將劇照、演出資料和我編撰的《〈紅鼻子〉的舞台藝術》一書送到姚先生手裡。時隔十一年後,一九九三年「青藝」到台灣演出,姚先生在《時報周刊》上撰文提及當年的心境:「我當時的心情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像這樣沈寂多年、乏人問津的劇本,竟然獲得彼岸人士的欣賞,予以演出。懼的是,當時兩岸的關係仍然緊張,生怕有人問我有何感想,因為說話稍有不慎,有可能被扣上一頂帽子。」他在文章結尾處寫道:「時事在變,環境在變,種種人為的隔閡,亦慢慢在消除。無論如何,在兩岸的文化交流上,陳顒和「青藝劇院」則遠遠走在前面,早在十一年前,我連做夢都不敢的時代,便跨出那一步,那成功的一大步。」(〈一個《紅鼻子》嗅出母親的訊息──我與青藝的一段緣〉,《時報周刊》第796期,1993年5月)。

 姚先生長期在銀行任職,戲劇是他的業餘愛好。然而他幾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潛心鑽研戲劇和藝術理論,轉益勤學,會通中西,由業餘而專業,由編而導,著作等身,學生遍及台灣藝文界。在提及一生的成就時,他自認:劇作第一、理論第二、散文第三、翻譯第四、舊詩第五(見李映薔:〈作詩過年〉,《聯合報》1995年3月6日)。可見戲劇創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戲劇之於他,是一個生命的舞台,藉以呈現他的哲理思考與人生感受。姚先生一生寫過十四齣戲,其中以《紅鼻子》影響最大,曾先後多次在台北、北京、上海和日本的歧阜市等地演出過。

 姚先生關注人生,勤於思考,他的作品極具思想深度和藝術風采,自我失落和對自我的重新尋找,始終是他所關注的重心。在《紅鼻子》中,他描述了一個出身富裕家庭,一切均由父母和妻子替他安排好了的青年神賜(紅鼻子),不滿足於物質的富足與精神的貧困,離家出走,毅然投身到社會生活的洪流中,去尋找人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他教過書,當過推銷員,記者,擺過攤子……無一成功。最後,在一個江湖雜耍班子中當了一名插科打諢的小丑。戴上小丑的假面,他無拘無束地與人交往。透過小丑的假面,他看到了資產者的偽詐、刻薄,看到了小私有者精神的空虛與智慧的貧困,看到了被異化的社會和被扭曲了的人性。然而,脫下面具,他便顯得拘謹、侷促,無所適從,連雜耍班子的同伴也認不得他。人的本來面目與面具難以剝離的複雜關係,長久地困擾著姚先生。

 在《X小姐》中,姚先生重複了人的失落的主題。X小姐的失憶,X小姐對自己的名字(命名)和身分的遺忘,其實正是自我失落的舞台隱喻。在姚先生看來,這是一個物質、時尚、各種各領風騷三五天的思潮將生活的目標、生命的意義蒸發得無影無蹤的文化工業時代。曾經為作家們苦苦追尋的價值深度,已被譁眾取寵的花俏與平面化所取代。在〈《重新開始》後記〉中,姚先生寫道:「回到人的本位上來,我想應該不是記號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記號」,「『人』的意義不是外來的,而是來自他自身。」在他看來,人在歷史中的價值意義,人對給定現實的超越,端賴於人類自身不折不撓的創造性勞動,他給在人海中浮沈、歷經磨難而又想活下去的人留下的忠告是:「爬起來,重新開始」。在《紅鼻子》的末尾,體現宗教超越精神的神賜(紅鼻子)的自沈,偏重的是個體生命的解脫;而在《重新開始》的末尾,男女主人翁丁大衛、金瓊的握手相擁、盡棄前嫌,決心「重新開始」,則可以看作姚先生經過多年苦思之後對人類未來所抱持的希望。

 姚一葦先生晚年劇作風格大變,從繁複走向單純,從濃烈歸於平淡,如《X小姐》、《重新開始》,竟清空得如同流水落葉、疏林晚鐘。然而在言之訥訥的外表下面,卻深藏著一個久經世故風塵的睿智老人對藝術與人生的體悟、持守和戰勝虛無,「重新開始」的堅定信心。

 在七十年代末期,台灣戲劇處於寥落、冷寂的年代,姚先生接任「話劇欣賞委員會」主任委員之後,以罕見的膽識和務實的精神,籌畫、主辦了五屆「實驗劇展」,推出了近四十個實驗劇目,吸引了為數不少的青年觀眾,為解嚴前後台灣戲劇的重新興起準備了一批編導骨幹,預告了一個台灣戲劇新時代的到來。

 姚先生滿腔熱忱地支持年輕人的戲劇探索,主張讓他們大膽嘗試,打破傳統劇場的限制,儘可能發揮想像與創造能力。他相信「年輕人具有無限的可能!只要放手讓他們去做,何愁新劇不出現,劇運不勃興!」(〈年輕,無限的可能!〉,《聯合報》1983年2月14日)雖然隨後洶湧而至的小劇場活動,其舞台形態、戲劇觀念和商品個性,完全出乎姚先生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戲劇、女性主義戲劇一浪蓋過一浪的喧囂,泥沙俱下,真假莫辨,姚先生也不免產生某種困惑、暈眩的感覺。在〈後現代劇場三問〉等文章中,姚先生一面為後現代劇場切脈問病,一面也將自己的問疑坦蕩地呈露給世人。

 姚先生一生既非株守舊道,也絕不苟且遁世。對人生,姚先生有自己的操守、堅持;對戲劇,姚先生有自己的見解、愛好。我深信,當塵埃落定,囂動的聲音終於被歷史所磨洗之後,姚先生的信守和堅持,將益發顯現其獨特的價值。

 (原刊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林克歡,一九四一年生,廣東澄海人。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著有《舞台的傾斜》、《戲劇表現論》、《〈紅鼻子〉的舞台藝術》等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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