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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死──感懷姚一葦先生

☉白先勇

 姚一葦先生竟然也走了。姚先生享年七十五,其實也算是高壽。但是自從認識姚先生三十多年來,每次與他相聚,談到文學──我們兩人見面總也離不開這個話題──尤其是他熱烈愛護的台灣文學,姚先生一逕是那麼興致高昂,神采飛揚,讓人感覺他那充沛的生命力,永遠也不會衰竭的。今年四月在聯合報上看到十二日刊載姚先生遽然逝世的消息,真是大吃一驚,一連幾晚,難以入眠。我因創辦《現代文學》而與姚一葦先生結識,也因這本雜誌,姚先生與我之間建立起一份半師半友、為文學事業患難與共的悠久關係。姚先生曾為這本經常在風雨飄搖中顛躓前進的同人雜誌投注了最多的心血,他無條件的為它奉獻,栽培它、扶持它,前後擔任了八年的編輯任務,幾次臨危授命,使之不墜。姚先生對《現代文學》用情之深,常常使我感動。

將一群年輕的作家帶上廣闊的創作道路

 一九六三年,大概是二、三月間,那時《現文》同人大部分已經出國留學去了,我自己馬上也要離開台灣,《現文》的編務登時陷入了危機。有一天我把余光中、何欣、姚一葦三位先生請到我家,當面鄭重將《現文》的編務托付給他們三人輪流擔任。那是我第一次與姚一葦先生見面,也就此開始了我們之間長達三十四年的文學因緣。余、何二位從創刊起本來就是《現文》的基本作者。而姚先生是從第十五期才開始替《現文》撰稿,發表他那篇有關斯特林堡戲劇的文章。據姚先生後來說,他當初是由於同情《現文》困境,由衷愛護這份由幾個年輕學生創辦的文學雜誌,於是義無反顧,答應下來為《現文》效力。大概當時姚先生自己也沒有料到,他一聲承諾竟使他與《現代文學》共度了起起伏伏,時斷時續,二十一年休戚與共的命運。文學不死

 談到《現代文學》,姚先生最津津樂道的是他第一次主編《現文》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出刊)。許多年後他回憶起這一段往事,興奮之情,仍舊躍然紙上:「輪到我編第十九期,我收到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王文興的〈欠缺〉、歐陽子的〈貝太太的早晨〉,和我拉到的陳映真的〈將軍族〉、水晶的〈快樂的一天〉等小說時,內心的愉快與興奮,不可名狀;我感到我們得要好好的愛護它,培植它,讓它開花結果。」

 其實那一期小說稿還有七等生的〈隱遁的小角色〉,葉靈的〈弟弟〉,以及汶津的〈十六歲的獨白〉,汶津就是張健。詩也有六、七篇,有羅門、管管、方莘、周英雄、邱剛健、吳蕪等人的詩作以及余光中譯的一組〈印度現代詩選〉。東方白有散文一則。邱剛健同時又翻譯了尤金•伊歐尼斯柯的戲劇名著〈禿頭女高音〉。最後還有姚先生自己的美學鉅著《藝術的奧秘》中〈論模擬〉一章。這本只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第十九期《現文》,內容紮實,目錄上列名的作家,後來大多卓然成家,雖然詩人余光中、羅門等人早已成名,其他多為當時開始寫作的「新銳」作家,所以雜誌風格便有了一番新的氣象。這大概也就是姚先生最感到興奮的地方,姚先生的確曾為《現代文學》引進了一批才氣縱橫的青年作家。例如陳映真便是姚先生引進《現文》來的,他那篇〈將軍族〉在《現文》一刊出,台灣文壇為之側目,變成了陳映真的一塊招牌。後來施家姐妹,施淑女(白樺木)、施叔青,也是姚先生引介到《現文》投稿的。

 除了推動戲劇以外,我認為姚一葦先生對台灣文壇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在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姚先生曾經發掘、鼓勵、呵護、不惜餘力的將一群當時初露頭角正在摸索階段的年輕作家帶引上廣闊的創作道路。他對他們的影響是深遠的,陳映真、施叔青等人的紀念文章,都有感一同地表露了當年姚先生對他們的知遇之恩。姚先生對我個人的愛護及器重,我更是一直銘記於心。當年我們的小說還沒有引起太多注意的時候,姚先生已經開始極嚴肅的用「新批評」的方法來評論我們寫作了。他第一篇論文選了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接著下來又陸續選了我的〈遊園驚夢〉、水晶的〈悲憫的笑紋〉、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以及陳映真的〈一綠色之候鳥〉作為他評論的範例。在當時台灣文壇,姚先生分析小說的方法,以及所選的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像〈嫁妝一牛車〉、〈兒子的大玩偶〉,後來被評論家認定為六十年代台灣小說的傑作,姚先生都是第一個撰文肯定這些作品的人。直到今天看來,姚先生這些評析台灣現代小說的論文,其中許多論點仍然屹立不墜。姚先生看小說看得仔細,他在〈論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中,把我那篇小說結尾處畫蛇添足的一句話指了出來,在別人看來也許是一個小瑕疵,可是這句參有作者干擾的句子事實上破壞了整篇小說的觀點統一,為害甚大。我非常感謝姚先生指正了我的毛病,我在《台北人》結集時便把這句多餘的句子刪掉了,使得整篇小說的結構得到完整。姚先生可以說是我的「一句師」。

三度出任雜誌主編,效法唐吉訶德

 套句姚先生常說的話:「《現代文學》是本窮得不能再窮的雜誌!」姚先生最初參加編務的那三年,的確是《現文》經濟最拮据的時期,幾位編輯不但沒有支薪,因為體恤時艱,有時還要補貼交通費。姚先生這樣回憶:「我們沒有聚過一次餐或喝過一次茶,也沒有報過一次交通費。我們認為開源既不易,只有節流;有些錢,我們能貼的,就貼上算了。」不僅如此,社務忙的時候,編輯太太們也一齊動手幫忙。姚先生興致勃勃的寫道:「每逢出書,得全家總動員,自寫封套、裝封袋,由家人幫忙,然後坐上三輪車,送到郵局。現在想來,這段時期我是怎麼活過來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記得當時的姚師母范筱蘭女士也曾說過,那些訂戶的封套都是她寫的,寫完了又急急忙忙捧著拿出去寄,出一期雜誌,全家興師動眾。那一段時期,從《現文》第十五期至二十六期,每期姚先生都替這本雜誌撰稿,一共寫了近四十萬字,《來自鳳凰鎮的人》及《孫飛虎搶親》兩個劇本便在此時完成,當然這些稿子都是沒有稿費的。姚先生那時一面在銀行上班,又要教書,為了《現文》,凡事還得躬親操勞。台灣夏日酷熱,他有時趕稿趕得「血液上騰,以致手足冰冷、頭腦發脹」,須得用冰毛巾敷頭。工作如此辛苦,但是姚先生卻認為:「這段期間在我一生中卻是最興奮、最愉快的日子。」多年來,我跟姚先生見面時,總禁不住要懷念那一段創辦《現代文學》篳路藍縷、胼手胝足的時光。那種為了文學事業奮不顧身,近乎唐吉訶德式追求理想的精神,我知道,姚先生是頗以為傲的。「文學」,可以說是姚先生的宗教吧,那是六十年代台灣,我們唯一的精神救贖力量。

 後來《現代文學》中斷了三年,七十年代底再復刊時,台灣的社會經濟已在劇變中,同人文學雜誌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小。姚先生在我力邀之下,慨然答應復出主掌編務。姚先生說:「我雖明知此事難為,但由於我與它的淵源,我對它的深厚感情,我無法推辭,亦不能推辭。」那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局面,姚先生貫徹始終,一直支持《現代文學》到一九八四年復刊號第二十二期最後停刊為止。對這本雜誌,姚一葦先生可以說是仁盡義至。

用不完的精力,好多事等著完成

 雜誌雖然停刊了,可是我和姚先生的聯繫一直沒有斷過。每次回台灣,總要跟姚先生一起吃飯、喝冰啤酒,然後就是聽姚先生侃侃而談他一個又一個文學、戲劇的計劃:他正在創作的劇本、他即將出版的論文集,他在藝術學院創立的戲劇系。他好像總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實踐他的理想。他對文學、戲劇的熱忱從來也未因時間及年歲而稍減。姚先生一向身體健康,沒有聽說他有過任何病痛,去年得知姚先生因心臟病動過手術的消息,頗感意外,我打電話給他,除了探問病情外並勸他稍微放鬆,工作不要過度勞累了。電話中姚先生熱切如昔,他說不工作不行,他還有好多事等著完成。其實心臟病手術成功,恢復不成問題。我的一位哥哥心臟病動過大手術,多年來照樣因公奔走四方。心臟病首重調養,我寄了一本耶魯大學出版的《心臟病》(Heart Book)給姚先生,書裡心臟病防治知識非常豐富,當時我想姚先生的病一定很快復元的,因為姚先生給我的感覺,仍舊是他一貫的鎮定、樂觀、積極,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唐吉訶德式的精神,似乎仍舊在熊熊的燃燒著,那樣一個堅強熱烈的生命不應該輕易被病魔擊倒的。

 四月十四日,姚先生逝世後的第三天,我接到他生前寄出來的一封信,寫信的日期是四月六日,很可能是他入院的前一兩天付郵的。信裡只有一封寥寥數語的短函,他要我看看他附在信中今年四月份《聯合文學》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文學往何處去──從現代到後現代〉。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應該是姚先生給我以及對台灣文學界臨終留下來的遺言了。這其實是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於「聯合文學週」上的一篇演講稿,可見得他是要講給大家聽的。

 這篇文章主要表達他對現代與後現代文學戲劇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對文學今後走向的關切及憂慮。姚先生親自參與台灣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文學運動,而他本人也承認是「現代主義迷」,他對於現代文學的作品,尤其是現代主義全盛期(High Modernism)如喬伊斯、卡夫卡、吳爾芙等人的小說以及同時代的現代劇作不免偏愛,但正如鄭樹森在〈古典美學的終點〉追溯姚先生美學系統那篇文章所論,姚先生作為一位美學家,其實是從古典主義入手的,他精心翻譯的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並集解而成的《詩學箋註》一直是中譯界一本重要的參考書,而他本人的美學思想中,亞里士多得一脈相傳的古典主義也一直是一根主軸。因此,姚先生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於藝術形式及美學架構上,自然就有了十分嚴格的要求。他比較現代與後現代的文學戲劇時,對於後現代的一些「現象」,提出了相當嚴厲的質疑。

 姚先生認為現代主義全盛期的作家對待創作的態度嚴肅,「像喬伊斯、卡夫卡、吳爾芙、葉慈、艾略特等等,他們是根據自己的理念來創作的,不管有沒有人看,有沒有市場。」「因此在那個時代作者是為了自己而寫的,是所謂的精緻文化(High Culture)的時代」。相對於此,後現代進入了晚期資本主義,「有一件事卻是肯定的,那便是『文化工業』。文化成了工業,任何文化活動都是商品化了。這個現象把以往所謂的精緻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線消弭了。」

關注如何重建後現代的新美學

 姚先生特別關心的一個現象便是「到了後現代(七○年代)以後,我們不再相信傳統留下來的觀念和教義。」姚先生引用了李歐塔(Jean-Franjois Lyotard)所指從文藝復興以降人本主義傳統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過渡到後現代變成了「迷你敘述」(Mini Narratives),變成了「局部的、部分的、特殊地區的、少數族群所發生一些臨時性、偶然性、相對性的東西」。姚先生認為「現代主義」的重要作家,他們的作品即使悲觀、失望,表露出某種哀愁、或是懷舊,可是基本上還是蘊含著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關懷。他舉出艾略特的〈荒原〉、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契訶夫的劇本等,「都不是自我的小問題,都有大關懷在內。」

 對於後現代作品中流行的「戲擬」(Parody)與「併湊」(Pastiche),姚先生亦頗有微辭。「到了後現代,這種創作方式(指『併湊』移植到文學上來,便是東抄一段,西抄一段毫無關聯地放在一起,這邊模仿張三一段,那邊模仿李四一段,於是就併成一個作品。姚先生對此現象百思不解,他後來聯想到台灣電視的現象,得到一個比喻:台灣電視台自第四台開放後,有好幾十個頻道,台灣觀眾看電視的習慣,拿著遙控器,這裡看一點,那裡看一點,不是從頭到尾看一個節目,而是由完全不相關的碎片併湊起來。「併湊」的作品,就像電視片段的集錦,沒有了整體,只是一堆彼此聯接不起來的碎片。

 據我了解,姚先生對文學戲劇的看法絕不保守,他曾經對台灣實驗劇場的推動不遺餘力。他也不是刻意避俗,他一定知道中國傳統小說戲劇一向是雅俗共賞的。但是作為一個受過古典主義訓練的美學家,姚先生篤信文學戲劇是一種藝術創作,有其特定的藝術形式,無論其內容結構千變萬化,總也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美學原則。我想姚先生必然深知現代主義的文學、戲劇、藝術當年興起之時,對古典美學傳統的顛覆性是何等猛烈,但現代主義的作家們馬上尋找到了一套新的美學法則,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作為規範。現代主義之衰退當然有其時空背景,我想姚先生不是在留戀一個已經過去的文藝運動,現代主義的「警句」已出,不朽作品已經傳世,不必為其消逝而惋惜。姚先生毋寧是在關切後現代在「顛覆」了古典、現代的美學傳統之後,如何再重建後現代的新美學呢?這個關切,在他另一篇文章〈後現代劇場三問〉裡,提出了更具體的疑問。

 那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外文學》,文章裡,姚先生舉出後現代劇場一些過激的現象:例如否定劇本存在,將文學排出了劇場,導演取代了劇作者,演員不受腳本的拘束任意發揮,一切的先在性與可約束性都給否定了,於是一些古典名著也就被隨意改編得面目全非,姚先生對於這些完全「顛覆」劇場藝術原則的做法,顯然是無法苟同的。

 〈文學往何處去〉一文最後論到學術界文學批評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便是文學批評幾乎完全演變為文化批評」,文學研究者言必種族、性別、階級,這些原本屬於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的研究議題,喧賓奪主,反而成為了文學研究的主流,歐美學界此風更加為烈,美國大學的文學系,四、五十年代以耶魯大學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華倫(Robert Penn Warren)等人為首建立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學派,提倡精讀文本的文學研究方法,曾經獨領美國學界風騷二、三十年,現在這種主張以文學論文學的學派已被推翻打倒,美國大學的文學系大門大開,各種社會科學的文化研究者蜂擁而入,文學研究也就變了質。文學不再被視為一門獨立藝術,而淪為各種社會科學研究的原始材料。姚先生引用索樂士(Werner Sollors)一九九三年一本書中,歸納出一些文化研究者從文學中找出來的一些研究題目:

 人種認同、人種學、民族優越主義、女性身體、女性形象、女性認同、女性想像、女性主角、外國人、性別、同性戀、人類自體、認同、亂倫、無辜、婚姻(亦包括:重婚;通姦;新娘;離婚;婚約;求婚;厭惡婚姻;婚禮)多重文化、種族、種族關係、種族衝突、種族區別、種族主義、性、性的角色、性歧視、性認同、性別政治、性關係、性慾、社會階級、社會認同等等。

 姚先生自己還加了「少數族裔、邊緣的族裔、女性書」等等,但姚先生問道:「請問大家這些所謂的主題,與文章有無大關係?」嚴格的說,恐怕關係不大。

維護正宗的「文學研究」

 文學作品當然可以描寫反映這些主題,但書寫這些題目的文章不一定就是文學,更不一定就是好文學。「新批評」學派盯緊文本精讀,可能粗野狹隘了一點,但的確是正宗的「文學研究」,現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範圍寬了,無所不包,卻往往離題太遠,有些研究與文學本身實在沒有甚麼關聯。美國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的研究生,不需要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等下來,只要從馬王堆裡找出一張古藥方做篇論文也可以得到博士。據說現在美國語言文學博士生求職,如果論文不涉及種族、性別、階級等等流行議題,便很難找到職位。我參加過一個甄試會議,一位謀求中國文學教職的候選人宣讀論文的題目是梅蘭芳,通篇所講的卻是梅蘭芳的性別問題,梅派京劇藝術一字不提,當然,那篇論文跟中國戲劇根本扯不上關係。

 文學研究為了因應八、九十年代一些政治、社會運動已經「政治化」了,文學本身看起來似乎已無舉足輕重。於是有些人便提出疑問:文學是不是已經死亡?或者說,文學會不會死亡?姚先生在〈文學往何處去〉結尾時,對這個問題很肯定的答覆:「文學絕對不會死亡,除非語言已經死亡。」姚先生認為「即使現在電腦時代已經來臨,但電腦網路也要使用語言,有些年輕學生在BBS站上發表詩,也不能說它不是文學吧。」姚先生的結論是:文學會變,但不會死亡。

 「十九世紀時代是小說盛行的時期,不論是英國的狄更斯,法國的巴爾扎克、福樓拜,俄國的托爾斯泰也好,他們能夠想像剛才所說的《尤利西斯》也是小說嗎?他們絕對不能想像那也能稱之為小說。我們的曹雪芹能夠想像今天得獎的、我們稱之為小說的是小說嗎?絕對想像不到。我們能想像李白或杜甫能夠想像得到今天的新詩是詩嗎?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吧!不要談那麼久,就是一百年前的人也無法想像那會是詩吧?當然,以往世界的變化不如今日這麼大、這麼快,我們能想像十年之後的文學是何種面貌?我們在辦《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的時候便想像不到現在這樣東一段西一段也是小說。我們憑甚麼能夠預測十年後或是廿一世紀有甚麼樣的小說?甚麼樣的詩?但是它會出現,它是文學,不過是甚麼樣的文學我不敢預測,但是我可以說『文學是不會死亡的』!」

 姚先生在這篇演講稿中,說了一些對當世文學走向「反潮流」的話,有的話恐怕還有點「不中聽」。因為是篇演講稿,不像姚先生一些有關美學的論文那樣嚴謹推敲,但正因即興而發,反而令人感到姚先生語重心長,是篇由衷之言。姚先生生前是如此熱愛文學,尤其熱愛戲劇,愛之深,不免責之切。他臨終前還急著將這篇演講稿寄給我看,想必姚先生也知道,他的一些論點,我一定會贊同的。我想文學寫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只要人性不變,文學便有存在的必要。

英美文學的正宗主流重返暢銷

 最近英美文藝界然又掀起了一陣珍奧斯汀(Jane Austen)及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熱,兩人多部小說都改成了電影、電視,美國幾家大書店又把他們幾部名著,珍奧斯汀的《理性與感性》、《愛瑪》、《傲慢與偏見》,亨利詹姆士的《仕女圖》、《華盛頓廣場》、《鴿翼》都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與暢銷書為伍了,珍奧斯汀可以說是英國小說的「青衣祭酒」,亨利詹姆士卻是美國小說的一代宗師,兩人都被英國名文學批評家李維士(F.R. Leavis)歸入他那本挑選甚嚴的「偉大傳統」(Great Tradition)中,可以說是英美文學的正宗主流。有意思的是,兩位大師被改成電影電視,又成為暢銷書的幾本小說,寫的都不過是找丈夫、嫁女婿、最近人性人情的一些「俗事」,只是珍奧斯汀筆下的英國女孩比較精明,都挑中了好男人,喜劇收場,而亨利詹姆士的美國女性則比較天真,上了壞男人的當,受到教訓。在這個世紀末,美國的婚姻制度已經瀕臨破產(離婚率已超過五十%),美國讀者又回頭一窩蜂讀起奧斯汀、詹姆士的小說來,是不是想從這兩位大師的文學作品中去汲取一些人生智慧,重新學習男女相處之道?人性人情大約總還脫離不了男男女女以及男男、女女這些牽扯糾纏,即使當今的電腦網路族恐怕也難逃離這張天羅地網,而描寫人性中最微妙複雜又難以捉摸的這些東西,還是文學最當行,因此,我也頗有信心的要回應姚先生最後留給我們的話:「文學是不會死亡的!」 

(原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廿九─十二月一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白先勇,一九三七年生,廣西桂林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碩士。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著有《台北人》、《遊園驚夢》、《孽子》、《驀然回首》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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