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home
關於本站 | 回首頁
生平年表
著作目錄

劇本創作
學術論述
散文評論
古典詩詞
劇場春秋
教育志業

紀念文集
相關文獻
對話空間

最新訊息

回到紀念文集 目錄

洶湧的孤獨

☉陳映真

 認識姚一葦先生,是在一九六○年。推算起來,那一年先生方值三十八歲的盛年,我則是二十三歲的大學生。

 中學時代的學長,也是當時文學同人刊物《筆匯》的主人尉天驅兄帶我去永和竹林路先生家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前此,在天驅兄的慫恿下,初寫了兩篇小說,刊在《筆匯》上,據說很引起先生的注意。當時半是閒嬉,半是漠然地寫了發表的小說,竟而受到先生親切而又嚴肅的對待,覺得十分詫訝。先生在竹林路上那一幢如今早已拆建成樓房的日式宿舍裡對我說過的話,今日已完全不能記憶。但還記得一個總的印象:「寫小說不是鬧著好玩,要認真對待!」

三十年前結成忘年交

 那時候,沒有大報的文學獎;從來也沒想過能把稿子投到林海音先生主編的《聯合副刊》;和以當時的「中國寫作協會」為中心的台灣主流文壇拉著不啻天壤的距離;想也不曾想過把作成的小說拿去什麼地方換成稿費,做夢也不曾夢想能成名成家,卻開始在天驅兄的催促下,在先生的關懷下,寫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在《筆匯》上發表。

 大學畢業,當完兵,帶著養家的寡母和妹妹,在板橋租了房子,開始教書的日子,已是一九六三年。安頓在板橋市四川路上的家,和先生在板橋台灣銀行的辦公室,只相距不到十來分鐘徒步的距離。應該說是從這時開始,我把每篇作好的小說先送到板橋台銀辦公室去給先生,恭請評教。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在先生的允許下,到板橋藝專去旁聽先生戲劇理論的課程,風雨無阻,不曾缺課,從此開始了和先生深厚的情誼。洶湧的孤獨

 剛剛寫好一篇小說,帶著難掩的喜悅和得意,把原稿送到辦公室給先生。

 「這次,寫了多少字?」

 先生接過原稿,隨意翻動著。他的眼睛,因著一種對創作品的喜悅,睜得更大一些,帶著稱許的笑意這樣問我。

 「三萬多字吧。」

 「寫得順手嗎?」

 「嗯。」

 「順手就不錯。」

 「……」

 「寫得怎麼樣,自己覺得?」

 我搖了搖頭。「不知道呢。」我說。先生於是把原稿擺在桌上,說他一定會「仔仔細細地看」。約好了下次見面的時間,我離開先生忙碌的辦公室,早在六十年代初,先生一再強調他以對待中外文學古典級作品同樣的方法和態度,閱讀和批評時僅二十多歲的我們這一代作家的作品,其鼓勵和教育上的影響,十分深遠。

 然而,通常總是當天晚上,我就開始覺得懊惱。覺得小說沒作好,發現小說的這裡和那裡沒有寫得更好一些。到了第二天,就覺得已經送到先生手上的小說,簡直幼稚可笑,少有是處,覺得很難為情了。

殷切提攜後進

 下一個約見,多半是約在先生家裡。由於總是在彼此下班、或者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也多半不免叨擾一餐飯。然而隨著約見時日的臨近,不安和懊惱之情也愈甚。像是一場固定的儀式那樣,在用過飯後,我們坐在那一間日式房屋的客廳裡,他開始細細地評說在他手上的我的小說。

 「你寫了一篇好小說。」

 並不多的幾次,先生這樣開始他的評說。至今我還記得他交織著喜悅和嚴肅的,睜大著眼睛的、瘦削的臉龐。逐漸地,我覺得那使我數日來懊惱、羞赧不已的作品,逐漸形成了先生和我以外的第三者,由先生點點滴滴地增進我對於這客體化的作品的理性的認識。

 在政治上極端苛嚴、思想上極端僵直、知識上極端封閉的六十年代,成長於狂飆的三十年代,而後東渡台灣的先生,兀自堅定地對文學和藝術持守著類若對宗教的不移的信仰,並且像一個盡責的掌燈人那樣,用他手中的火苗,一盞盞點亮了他身邊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年輕作家手上的創造的燭火。黃春明、白先勇、王禎和和施叔青的個別作品,都曾受到先生仔細的品評。回想起來,在六十年代開始寫出比較重要作品的吾輩一代作家,在那苛酷寒冷的永夜,捧著先生為我們點燃的創造的喜悅和爛漫,頑強地留下了不少喜人的作品,並且由這些作品而具體勝過了一個時代的寒冷、恐懼和令人窒息的苦悶。

悒鬱時代中的思想交流

 一九六五年以後,先生從經由他的手發表於他主持編務的《現代文學》的我的作品,看出了我內心和思想上沈悒的絕望和某種苦痛。也是在竹林路的客廳裡,先生平靜地談到了他少年遍讀和細讀魯迅的歷程。在那即使親若師生之間魯迅依然是嚴峻的政治禁忌的時代,我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魯迅深遠的影響。先生向我描述了魯迅葬禮的莊嚴隆重,告訴我他畢生以魯迅告誡自己的兒子「不做空頭的文學家」自惕。先生談到魯迅的晚年不能不擱置創作走向實踐的時代的宿命。「但即使把作品當成武器,創作也是最有力、影響最長久的武器。」先生說。

 我激動著,卻沉默不能言。在那荒蕪的歲月,這樣的對話,已經是安全的極限。魯迅把我們更加親近地拉到一起了。在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對話中,我聽懂先生不曾明說的語言,而先生也了解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處的困境。

 「我看,寫小說,」先生平靜地說,「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過於此。」

 「……」

 「我知道,這些話,你怕很難聽得進去了。」先生微笑著說,「但是你要寫。你要寫,才對。」

 回想起來,先生可謂苦口婆心了。而即使在這麼體己的談話中,我也不能把自己當時的思想、行動和處境向先生打開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單,至今記憶猶鮮。然而,當時先生怕也有更多更直接的,可以「搶救」他眼前的我的話,無法向我和盤托出罷。

 像一個初學騎單車的小孩在下坡道上讓自己眼睜睜連車撞上道旁的電線桿那樣,一九六八年夏天,我被捕入獄。

 一九六九年,我在囹圄中讀到先生的劇本《紅鼻子》。有誰能比一個突然被捕、被拷訊、被投獄而失去同一切正常生活的自由聯繫的人,更能理解先生所寫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斷絕關係的世界呢?我逐字讀著劇本,彷彿感覺到先生竟穿過眾神袖手的獄牆,如同往時在先生家的客廳那樣,向我傳來諄諄然、藹藹然的安慰和鼓勵,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滿眶的熱淚。

對時局與政治戒慎恐懼

 一九七五年被釋放回家不久,以許南村的筆名發表自我剖評的《試論陳映真》。先生讀後,說「讀了文章,才知道老天終竟沒有讓他們把你毀了。」我驀然想起幾個或在獄中被逼發瘋、或在出獄後因極度恐懼而驚惶喪志的人,體會到曾經在一九五一年遭錯捕入獄,歷半年後得脫虎口的先生對我的最深的牽掛,受到很大的感動。

 如同一些和政權站得比較遠,又親身經歷和目睹過國家暴力的一代懷璧東渡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一樣,先生對時局和政治保持著十分敏銳的戒慎和防衛意識。一九八七年以後,時局改觀,先生開始對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講得比較多一些。

 在我入獄之後,大陸「文革」正是熱火朝天的一九六九年,先生受邀赴美,參加了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坊」長達半年的修業。對於自一九四九年起就斷絕了對中國大陸的一切認識的渠道,而想對文革中國的實相一明就裡的焦慮,使先生一旦踏上美國,就立刻搜讀一切有關大陸的書籍刊物,耽讀竟日,不能釋卷。在興隆路上先生的溫暖的客廳中,他回憶著那一段激動的時光。

 「有一些認識的朋友革命了,他們熱情洋溢地弄書刊來讓我讀,使我想起四十年代廈門大學的時代。」先生說。

 然而是疑慮而不是狂信在他天生理性的腦海裡擴大。「這個人引一段馬列毛的這一部分攻擊另一個人;另一個人也引用馬列毛的另外一部分鬥爭這個人。」先生說,「除了僵直的術語和口號,看不見活生生的道理。」在「四人幫」如日中天的時候,先生獨對「四人幫」的文膽姚文元粗暴的文章起了忍不住的反感。早在一九七○年,先生於是對文革中國前去的道路,起了深沈的憂慮。而早就在初中時代就熟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的先生,自然容易撥開辭語的迷障,直接探求真義時,揭破極「左」思想的虛構。

作品隱含三十年代社會主義理想

 一九九○年後,先生和一切認真思考的知識分子一樣,蘇聯和東歐驟然的崩頹,對先生的思維產生了不小的衝擊。熟讀中外文學戲劇經典作品的先生,對於傑出的文學藝術家對資本制生產的野蠻化作用,尤其是對於人的戕害所做的控訴,知之極稔。然而,從三十年代走來的先生,眼見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和體制的終結,不論如何總是很大的寂寞吧。

 然而,在先生的戲劇創作和學術理論中,卻從來沒有絲毫中國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即使最稀薄的影子,而表現出力求嚴謹、理性的、學院的、正統主義的基調。細心的學生,也許只能在先生的論文和戲劇作品不時流露的、對於理想、愛、崇高、寬容、正義……的不可假借的信念,尋找到先生和三十年代的歷史相互聯繫的線索。

 去年十一月,我喪失了一位能理解我、而且長年以他迫切的祈禱為我憂心、和長年支撐了我的精神需要的、可敬的父親。

 現在,我又失去了一位從我的青年時代就不避禍變,以不輕易示人的先生的另一面,安撫了我焦躁的思想,理解我的微不足道的作品的師長和朋友。而蹉跎半生,驀然驚覺自己竟也是六十初老的人,遺世孤獨之感,在送別先生之時,竟洶湧而來…… 

(原刊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回到紀念文集 目錄

Copyright 2003. Yao Yi-Wei Art Foundatio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