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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姚一葦

☉高全之

 四月十五日中午承鄭樹森電話告知姚先生於十一日在台北過世,同日傍晚在當天郵件裡看到姚先生來信,信寫於四月二日,台北郵戳日期是六日,大概是進醫院前幾天才投郵。這封信步履踉蹌,比平常台北航郵要慢。注定了要等我驚聞噩耗之後才得敬閱。

 隨信寄來《聯合文學》四月號〈文學往何處去──從現代到後現代〉影本。信上說因為等寄這篇文章發表之影本,所以遲回我信,另加句令我全心震顫的謙詞:「請指教」。我當然知道他的苦心。一九九四年底我在台北打電話向他問候,十多年不見,他最關心的事,是我是否涉獵後現代主義,並囑我閱讀當月《中外文學》他的〈後現代劇場三問〉。姚先生永遠希望朋友們分享文學藝術帶給他的喜悅,雖然他必然深知後輩如我的學養與領悟力都差他一大截。這就是他的恢宏大度與胸襟。

 〈文學往何處去〉說他「正襟危坐」讀文學經典。其實他的許多讀者也用同樣虔誠的態度讀他的著作。他的美學理論讓我們在朱光潛、劉文潭之外仍有鑽研的空間。他也許不是台灣小說批評的始作俑者,但那四篇早期的小說批評(論王禎和〈嫁菑@牛車〉、白先勇〈遊園驚夢〉、水晶〈悲憫的笑紋〉、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在分析方法和嚴肅的態度上開創先河。成為台灣小說批評之典範。姚先生與其他台灣資深文評家之貢獻,不會因為有人信口嚷嚷「台灣沒有『文學批評』這回事」而受損或消逝。

 影響王禎和創作生涯的國人當然不會限於一個人。但是王禎和在文字記錄裡自承影響他的國人只提姚先生一位。王禎和對姚先生之尊崇可想而知。

 姚先生的影響不限於台灣。黃維樑提到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對海峽兩岸書籍兼容並包的現象:「毛澤東的詩詞、浩然的《金光大道》、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擺在書店中,與蔣中正嘉言錄、姜貴的《旋風》、姚一葦的《藝術的奧秘》一起爭取讀者。」(〈八十年代以來兩岸香港的文學交流〉),一九九一年六月河北大學出版的《當代中國文學史》提到台灣戲劇,僅舉姚先生的《紅鼻子》為例討論。

 廿多年前我請他過目一篇論司馬中原《狂風沙》的小文章。他看完之後邀我去興隆路的家取稿順便交談。我記得當面向他報告拙文當時不便說明的一些觀察:《狂風沙》英雄崇拜形態之轉變(神明英雄→厄運人→道德英雄)可說是台灣老兵對蔣介石先生看法的自然流露。不便說的理由是那個轉變過程承認了英雄平亂事功之失敗。所以這個被標籤(或指責)為懷念大陸而與台灣現實脫節的故事,其實暗含著非常本土的一種台灣經驗。姚先生聽了就開心地笑起來。我們坐在室外的小陽台上,台桌上放著熱茶,是個涼爽多星的夜晚。他在爽脆輕快的笑聲裡說:「不能點明,真是可惜。」兩隻明亮智慧的眼睛與天上的星星一同閃爍。這個大膽的小說淺見,算是他與我多年來共守的一個「秘密」。可惜他等不到我洩這個密,數說他的笑聲,眼裡的星星。

 我相信他一生願意做「我們的姚一葦」,就像〈文學往何處去〉提到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包含「大的關懷」,以「我們白先勇的《台北人》」與西方經典著作並列為例那樣親暱與驕傲──這裡「我們」指台灣,指中華文化。姚先生與錢穆一樣自學而成大家,沒有正式的文學(姚)或史學(錢)的學校訓練。缺乏科班經驗反而促使他們治學格外努力、嚴謹、包容與執著。姚先生實踐了「有生之年,不斷地寫下去」(〈我寫《傅青主》〉)的諾言。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六日來信猶言:「我的身體已有進步。目前雖然仍在吃藥(大概要永遠吃下去)。我已開始做一點輕鬆些的工作。最後是希望能恢復寫作。如果不能寫,那有何人生意義?」他的治學熱忱真是死而後已。

(原刊一九九八年二月台北三民書局出版《從張愛玲到林懷民》)

高全之,一九四九年生。現任職美國航太工業電腦顧問,業餘從事小說評論,一九七二年得姚一葦先生賞識並約見指導。著有《從張愛玲到林懷民》、《王禎和的小說世界》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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