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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先生二三事

☉張健

 相識的最初十幾年,他固然以平等地位對待我,使我不致見而生畏,或有話不敢開口(那時我比較內向木訥),但背後對人卻叫我「小朋友」或「那孩子」,也是一種親暱的口吻,其實我已一步步地成長,在台大教書,而且年近三十了。

 姚一葦先生過世了,文藝界人士同聲一慨。

 我和姚先生自民國四十九年相識以來,交往不絕,至今已近二十七年,是名副其實的忘年之交(他比我大十七歲有半),說得真切一點,他於我乃是半師半友。

 相識的最初十年,他固然以平等地位對待我,使我不致見而生畏,或有話不敢開口(那時我比較內向木訥),但背後對人卻叫我「小朋友」或「那孩子」,也是一種親暱的口吻,其實我已一步步地成長,在台大教書,而且年近三十了。

 有一段時間,因為他由永和的竹林路搬到木柵的興隆山莊,所以我住得離姚府很近,有時一個人,有時帶了新婚不久的妻子白雨,一起去拜訪他,他的夫人在北一女教國文,也算是我的同行,同時也是文藝界同好(也曾有若干創作),也往往聚在一起聊天,有時是四人一起聊(白雨極少說話),時而我和姚先生一室暢談,二位女士則在隔壁聊天。我在先生面前,真是有點忘形,有點「沒大沒小」,「童言無忌,聞之者不罪」。有些時候,我倆對文藝界、學術界某些事情相對嘆息,或交叉痛罵──不過,批評的部分,多半屬於我,他不過略加呼應或頻頻點頭而已,有時也乘機鼓勵我幾句。學術討論自然不在話下。

 我五十歲那年,打電話給他談一件事,他聽到我無意中提及年已半百,忽然驚呼一聲:「你張健也五十歲了啊!」一方面是感嘆歲月易逝,一方面還有一宗言外之意──我這個「小朋友」率真任性(至少在他面前),毫無五十教授的「成熟感」,因此幾乎難以置信我的「新年齡」!光是這一驚呼,便可見先生知人之深,性情之真。

 以往他一直在銀行界做事,一面做自己的學問,念自己的書,有一天在交通車上遇見張隆延先生(時任國立藝專校長),一聊之下,欲罷不能,張先生慧眼識英雄,立即請他到藝專去演講,題目是「劇場中的『幕』」,從此對他更刮目相看,乃聘為藝專戲劇科教授,這是姚先生改行之始,他事後說起這段往事,對張先生仍滿懷感念之意。

 在戲劇界、學術界「奮鬥」了二十年,其間美國國務院也曾邀請他赴美訪問(應是聶華苓先生所促成),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與各國作家相聚一堂,約近一年,回國後若干年,他已是名滿寶島的美學家、評論家、戲劇家了。國立藝術學院初創,院長鮑幼玉識才,特地到台灣銀行兩顧姚先生,力邀他擔任教務長兼戲劇系主任,他考慮了好幾天,終於答應了,立即在銀行辦了退休,全心投入藝院的建校工作。他和自謙外行的鮑幼玉可謂今之管鮑,相得益彰。姚先生曾對我說:「我們分工合作,院長主外,我專辦學院裡面的事。因為你知道,我不喜歡跟官場中人打交道。」國立藝術學院能有今天,鮑幼玉知賢能用,且充分信任,姚一葦有才有望,全力以赴,二者乃是缺一不可的條件,現在戲劇系還尊姚公為「國父」,固然名副其實,說句公道話,他還是藝院的「國母」哩。

 藝院創辦後大約不足一年,姚師母突然患乳癌過世,姚先生和她伉儷情深,一時之間若失魂魄,幸而公務繁忙,他又責任感極重,因此沖淡了不少悲情。他一再對我說:「藝術學院救了我。」因為那之前他在銀行已升為專任研究員,工作頗清閒。

 他在台灣銀行任內,有一次行內拍攝一宣傳影片,有人對總經理推薦他,召見後先生侃侃而談,那位後來擔任僑委會委員長的上司,對他大為欣賞,他還說了一句不客氣的話:「電影的事總經理恐怕沒有我內行!」以阻止上司的「額外指示」。

 姚先生是一位是非分明的長者,對於我直言、敢說的作風,甚表嘉評,有時參加一場學術討論會回去,會打電話給我談論一番,並稱許我所放的「炮」。不過那多半不是「空包彈」,否則他也許會對我微言婉勸。

 有時他也會對我推薦一些好書,說得十分激切,記得有一次是推薦台大外文系蔡進松先生編的文馨英漢辭典和漢英辭典,甚至說後者比林語堂的漢英辭典還實用,蔡先生是晚輩,姚先生好像並不認識他。這就是姚先生可愛可敬的地方。 

(原刊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ヾ此段故事請參見輯一〈和姚一葦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輯二〈戲劇的偶然,偶然的戲劇〉。

張健,筆名汶津,一九三九年生。台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所教授、香港廣大學院講座教授,著有《中國文學批評》等一○三種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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