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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姚一葦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尉天驄

 民國四十六年某月,我在政治大學中文系就讀的時候,有一天教「文學概論」的王夢鷗老師對我們說:「除了上課以外,你們也應該聽聽別人的演講。」過了幾天他就帶了一位瘦瘦的人到課堂,王老師說:「這位姚一葦先生是學銀行的,現在也在銀行工作,但是他最喜歡的卻是文學,特別是戲劇。」然後就請姚先生述說他所以以文學為志業的原因。姚先生上台以後,先敘述他和他的夫人都是王老師往日在廈門大學的學生,姚夫人讀中文,姚先生讀銀行。姚先生說:「銀行的工作是處理金錢的,它永遠只能當別人的工具;文學和藝術顯現的則是人有血有肉的生命。今天的世界要餵飽一家人真是談何容易,所以為了活下去就得先有個穩定的工作,要不然甚麼理想,甚麼自由都必然落空。銀行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事業,有了事業,賦予給我的志趣和理想,我才沒有變成金錢的奴隸。」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姚一葦先生。

因文學雜誌《筆匯》結下不解之緣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許國衡、尤崇洵、劉國松幾位老友(那時,他們之間有的還不熟識)接編了一張小小的、報紙形式的文化刊物《筆匯》,決定把它改造成雜誌型的文學、藝術的綜合刊物。那時候沒錢沒人,而且少不更事,覺得只要往前衝,天下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錢麼?我的姑母總算給我們有了著落,接著就得找幾位長輩支持。在那樣的年代,幾個毛頭小子瞎胡搞的小刊物,有誰願意介入呢?王夢鷗先生,他是我的老師,當然要推辭也不可能;何欣先生,一聽說我們要編刊物,真是二話不說地幫我們寫稿、出主意。王老師說:「也許可以去找姚一葦。」他並且概括地說了一些姚先生的事。原來,姚先生原名姚公偉,廈門大學畢業後就來到臺灣,在臺灣銀行工作。後來因為姓名的雷同被牽連進一件所謂的「叛亂」案中,關了將近一年,放出來後就很少與外界往來。那時候他住在永和竹林路,與王老師的住處接近,因此常常在一起喝酒談天。後來劉季洪主持正中書局,要編一套中外文學讀物,請王老師主持,王老師就約姚先生翻譯了幾本小說,「姚一葦」這個筆名就是王老師替他起的。王老師告訴我們,姚這個人是個典型的書呆子,做事很呆板;不過,也很用功,關在牢裡還跟一位獄友學會了日文。

 王老師又告訴我們:姚先生目前正在臺灣銀行板橋分行上班,但也在板橋的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書。他之去藝專教書也是很具有因緣關係的。那時,張隆延先生擔任藝專校長,每天從臺北坐公路局的車子上班,常常與一位也在臺灣銀行板橋分行工作的朋友同車,有一天談到戲劇師資的缺乏,那人便說他們銀行裡倒有一位戲劇專家。多次談話以後,張校長便親自到臺灣銀行去拜訪姚先生,並請他到學校為學生作一次專題演講,姚先生去了,講的題目叫「幕」。張校長很疑慮這題目有甚麼好講的,但姚先生卻由幕講到舞台,由舞台講到戲劇中時間與空間的處理;然後再由這些講到古今中外各種戲劇的變化……。這場演講一結束,張校長立刻就邀請姚先生到藝專兼課。

 我們找到了姚先生的家,是在一片稻田後面,那時候他的女兒還喜歡坐在大人懷裡玩耍,姚先生說:「她叫海星,你們知道我為什麼替她起這個名字嗎?」我說:「難道與魯迅有關嗎?」他說:「正是。魯迅的兒子叫海嬰,我的女兒叫海星,這是我對他的敬意和學習。」接著他又問:「你們知道魯迅說的那句話給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他在遺囑上吩咐兒子的一句話:不要當空頭的文學家!」

 我們跟姚先生談得很愉快,但是他並沒有替《筆匯》寫稿。他說:「臺灣目前有什麼文學?不寫,不寫,寫起來也沒有意思。」我們也沒有再纏他,但每一期我總親自送刊物給他,一直到第三期他才寫了一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但是那一期正值我去臺中參加大專學生暑期集訓,校對不夠認真,排版上出了很多錯字,惹得他大為生氣,對尤崇洵他們幾個宣稱不再寫稿,讓他們很覺為難。我寫信說:不要放在心上,等我結訓再談。就在這期間,我們刊登了幾篇陳映真用各種不同的筆名所寫的小說(如〈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拿著幾本刊物又踏進姚先生家,他固然談鋒甚健,但仍然說今日文壇沒有像樣的創作。我說:「您不妨看看這幾篇!」他翻了幾翻並沒有多少反應。過了數天,我再去看他,他高興地說:「這幾篇寫得好,寫得好!」我告訴他這幾篇都是一個人寫的,而且作者是淡江英專二年級的學生,這下子他更高興了。於是過些日子我就帶了陳映真去看他。也似乎從那時候起,姚家便成了我們經常出入的地方。我們有人叫他「姚老師」,有人叫他「姚老」。看他那付嚴肅而又令人感到親切的樣子,我就戲謔地稱之為「姚老夫子」;但私下裡我們都是叫他「老姚」!

最喜歡接觸青年的作品

 姚先生這個人表面上看來雖然沉靜,但激動起來卻渾身是勁。他除了為《筆匯》寫稿,還參與了社裡的一切活動。平常他是一付書呆子的模樣,興奮起來講話就滔滔不絕。而且酒量也很不錯,談起文學中的一些禁忌(如「性」)一點也不頑固。有一次他很幽默地說:「我在銀行幹得好好的,本來想就此平淡一生,那曉得卻被你們拖了出來。」這話也是事實,姚先生從開始為《筆匯》寫稿以來,知道姚一葦的人已經多過知道姚公偉的人。也使他與《劇場》、《現代文學》等刊物的朋友時相往來,所以他活動的天地也就從臺灣銀行擴大到文藝界,然後由文藝界擴大到學術界。那時候,他本可以由銀行的襄理再往上升,但他卻要求銀行當局安排他去擔任一份總行的清閒工作,負責對外的文字宣傳。於是他那間辦公室就漸漸成為文藝青年出入之所。而與他有點類似的,還有一位俞大綱先生。

 俞先生在公園路主持一家旅行社掛名董事長,每天所做的也不過是這些蓋蓋圖章的工作而已。每一次我們拜訪俞先生,他會一面招呼你到他辦公室去坐,一面就對外間的一位小姐說:「吃飯時請隔壁小店送兩碗麵來。」這一來你就非得留下兩三個小時不可。俞先生那時在文化學院主持藝術研究所,非常注意文藝界的活動,他看了姚先生的文章,非拉他到所裡教書不可。怡太旅行社和臺灣銀行中間隔著一座新公園,他們便經常互相訪問,一塊到附近小館吃午飯,這樣一來,姚先生要想安靜地獨自當一位學者,當然也就不可能了。

 姚先生和俞先生都是愛護青年的人。舉個例子來說,那時楚弋還叫袁德星,剛從軍隊下來,晚上在藝專當學生,白天就獨自進修,在報刊發表了一些創作和藝術評論的文章,俞先生對他非常欣賞,就要這位夜間部的專科學生到他主持的研究所去上課。而姚先生最喜歡接觸青年的作品,《筆匯》停刊以後,《現代文學》的一群朋友也先後出國,他和何欣先生、余光中先生便聯合起來替他們主持了好些時間。陳映真的〈一綠色之候鳥〉、〈將軍族〉、〈獵人之死〉、〈文書〉等篇都是這一段日子寫的,我雖不敏,也被他逼著寫了些創作,而姚先生一直得意的說《現代文學》第十九期是他認為小說創作最豐收的一期。姚先生有句話很具威力:「下個月要繳一篇作品,死也得死出來!」但他也有他的弱點,有時看來很兇,但另一方面對青年也很溺愛。他喜歡陳映真,誰要說陳映真不好他一定生氣;他喜歡《筆匯》、《現代文學》,誰要說這些刊物亂來,他一定嗤之以鼻。

 後來,我們又辦了《文學季刊》,大家常常在臺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相聚。那時,明星一樓的走廊坐著一個僧侶型的人物,那就是擺著舊攤的周夢蝶。二樓是一般人相會的地方,有冷氣,三樓比較陳舊,沒有冷氣,走進去地板嘎嘎直響,這是一般學生去的地方。我們沒有辦公室,就把那塊地方霸佔成自己的山頭,姚先生從銀行下班也經常過來坐坐。那時我們除了《筆匯》的老友,又增加了劉大任、七等生、王禎和、施叔青、黃春明、吳耀忠等人。施叔青剛考上大學,是個不折不扣的高中生模樣,姚先生看了她的作品,說她有才氣、有潛力,說得施叔青又害羞又興奮。

 而最令人興奮的是遇見黃春明。那時七等生說他有個朋友很有寫作才能,於是我們就請他帶到姚先生家見面。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們進了姚家,姚先生發給每人一把扇子,然後大家開始閒聊,只有七等生帶來的這位笨胡胡的少言寡語,大家以為這次一定上了老七的當,誰知一談到各人的往事,這位仁兄就完全生龍活虎起來,從他偷追女生到撕學校布告,到被開除,到後來一再被各地的師範學校開除,到他各式各樣的流浪生活,還沒敘述完畢,大家都興奮起來:「我們又真正發現一個作家!」這個人就是黃春明。

 黃春明是宜蘭人,那時剛來臺北工作。大家熟識以後,他的創作熱潮也就被鼓動起來。但也產生了不良後果;為了寫作,經常不去上班,沒有多久,就自然失業。七等生如此,又來了一個黃春明,所以大家也就經常警告:

 「春明!你是不是要變成八等生了!」雖然如此,姚先生在《文學季刊》頭兩、三期的時候,總是努力著要激發黃春明寫出屬於他自己的東西,而甩掉從別的作家感受到的情調。

走過文藝界的風風雨雨

  時間到了,第三期以後,春明先後發表了〈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當這些作品的原稿一看完,姚老就笑得非常激動,說:「這才是你的作品!這才是你的作品!」他還講了一個舊俄作家柏林斯基和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故事。當柏林斯基已經名滿天下的時候,妥斯托也夫斯基還是一名文壇小子。當他寫出處女作《窮人》的時候,特別送到柏林斯基那裡請他指正,卻沒有回音,直到兩三天以後的一個深夜,柏林斯基才找到了他的住所,把他從睡夢中叫醒,一見面就說:「寫得太好了!寫得太好了!只可惜不是我寫的。」這段小故事對春明應該是最好的鼓勵。所以,往後一段日子,春明雖然是現實求職的遁逃者,但他的創作卻一篇比一篇精彩。

 相對於黃春明來說,王禎和可就是真正的循規蹈矩了。他準時上班,生活一絲不苟,寫得作品卻數易其稿。每當他和姚先生相互討論之時,兩個人也是細細地斟酌,每當心神互通時,姚老也止不住拍著禎和的背說:「禎和啊!禎和啊!」也因為如此,禎和雖然出身臺大,發跡於《現代文學》,但他卻與《文學季刊》結了不解之緣,連大家的家人都成了親密的朋友。後來禎和調來臺北工作,姚先生就決定每個月到他家聚會一次,由他選一篇大家的小說創作,來分析它的優劣點,每次都由陳映真筆記。這件事一直延續到陳映真入獄,才告一段落。

 在陳映真事件發生以前不久,陳耀圻從美國學電影回來,帶了三部自己製作的短片,一部是卡通式的中國神話《后羿》、一部是透過黃永松、牟敦芾他們爬山以顯示臺灣青年苦悶的紀錄片《上山》、一部是大陸來臺老兵開荒的《劉必稼》。他之來,讓大家有了一陣激動,於是《文學季刊》立即為他舉辦了一次發表會,地點在臺北市的耕莘文教院,由姚一葦和俞大綱兩位先生主持。這一次的活動為臺灣文藝界帶來了轟動,但也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風風雨雨。過了不多久,李行導演決定拍製姚先生的劇本《碾玉觀音》的電影,男主角由陳耀圻擔任。然而就在拍製過程中,《文學季刊》的朋友陳映真、吳耀忠、陳耀圻都被情治單位抓了起來,黃春明也被傳訊一天,我則一直受到保護。各種風風雨雨的傳言一波又一波地散佈開來,我常常到姚先生臺銀辦公室小坐片刻,姚先生總是問:「有什麼消息?」我總是搖搖頭。一直到那麼一天,我告訴他映真他們判刑的消息,他一聲不響,只一口又一口地抽煙,然後我站起來說:「我走了!」他也沒有像往常那樣站起來送我,只愴涼地擺擺手,望著我走出辦公室。這樣拖不了多久,《文學季刊》終於停刊了。

對台灣文學界一直寄以希望

  再後來,經過兩三年的平靜,臺灣局勢漸漸有了變化,外來的訊息也多了起來,美國艾荷華的「作家工作室」也陸續邀臺灣的作家出國訪問。一些留學生也回國工作,保釣運動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掀起了。披頭、嬉皮、美國的民權活動也熱烈起來。臺灣再封閉,也多多少少受到影響。那時唐文標回到了臺灣,像一陣火光那樣在沉悶的文學界激起了反逃避、反頹廢的浪潮。於是大家決定再辦刊物,為了它與《文學季刊》的關係,就起名為《文學》。那時姚先生從艾荷華回來不久,我們希望他帶回有力的動力,但他只寫了一些與外國作家的交遊。老唐說:「應該請老姚再加把勁。」於是我就跟姚先生去說,姚老以為我們對他不滿,大為生氣,決定絕不再寫,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我仍然說:「過些日子再說。」沒想到這一拖就將近一年。有一次一位老朋友說,姚老很寂寞,經常望著天空不發一語。老唐說:「都是我惹的禍,再怎麼說我們應該去道歉。」我們打電話去,告訴他陳映真出來了,大家要去他家,還要去他家吃飯。他很興奮,要姚太太煮了一大鍋菜,那天大家話說開了,酒也喝多了,我們說:「姚老,都是我們不對!」姚老說:「甚麼?廢話!甚麼叫老朋友,老朋友就是再怎麼也沒法打散!」

 於是大家又經常聚在一起,他的老話又來了:「沒有文學,活不下去,沒有朋友,日子無法過。」有一天他告訴大家要從銀行退休:「銀行工作不僅無聊,它的後面是一層一層的無恥。」這樣他又走上了教育的道路。他仍然還是書呆子作風,仍然對臺灣的文學界寄以希望。但是,朋友們這時有的卻走了,先是唐文標,後是王禎和。因此喪禮時,姚老雖然講話,卻一片木然。直到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漸漸感到消極。有一次在一家大報的小說評審會上,我說了一句話:「目前的作家愈來愈妓女化。」堅持不能刪掉,姚老望望我說:「有這麼嚴重嗎?」然而點點頭,似乎頗為同意。接著他的心臟開了一次刀,健康受了影響,但是朋友們一有聚會,他一定出席。我們勸他少動多休養,他總是說「能夠多一次見見老朋友,總是好的!」有一次他忽然對我說:「想不到你和映真也已到了六十了,日子真快!」我說:「你知道嗎?前些日子,海星到政大上課,見了我直蹦直跳,別人看了很奇怪,我對他們說:海星可是我看著長大的!」雖然一切都在改變,但姚先生仍然關心大家的寫作:前幾年丘彥明要離開《聯合文學》,在編她主持的最後一期時,逼我寫了一篇〈唐倩回台灣〉,姚先生看了以後,高興的立刻打電話來,說:「這篇還可以擴大。」並說:「人老了,閱歷多了,應該寫出更好的作品。」但我們好像都有負他的期望。

 我說我們找個日子好好聚聚罷,因為今年是《筆匯》的二十週年紀念,他很高興。誰知道姚先生竟先走了。姚老,我們該怎麼送你呢?


(原刊一九九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日報》副刊)

尉天驄,一九三五年生。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曾主編《筆匯》、《文學季刊》等,編著有《鄉土文學討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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