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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先生逝世週年 紀念研討會 (1998年4月11日)

知識的經緯──論姚一葦的知性散文

☉焦桐

 
 《說人生》剛出版時,一葦老師好像掩不住興奮,打電話囑我上班前順便到他家去拿一本,「有空看一看,」他露出紅通通的笑臉,小孩般,充滿天真、歡喜的形容,「這樣寫散文應該還有一點意思。」如今驀然回首,已是十年前的舊事,我忝列姚氏門下,竟在十年後才想到要談談「這樣寫散文」有什麼意思?


(一)

 用流行話來講,《說人生》是姚一葦企畫創作的一本知性散文集。我所謂的「知性」散文,是為了討論方便,為了相對於「感性」而權宜的二分法。知性的分析方法追求抽象的普遍性,對具體事物採取分離觀點,並分解原本多樣統一的對象,辨析對象的種種特性,因此容易忽略形象化的描寫,造成語言內容的概念化。

 散文若強調知性,意味著較少處理具體,較偏重處理一般、概括;相對強調感性而言,行文不免會顯得較為拘泥。這種文體,在性質上是正規散文(formal essay),每一篇文章都提出問題,都有一個中心論旨,闡述觀念,針對議題加以論證,因此也都呈現了作者的思想觀念。不過這種散文異於學術論文,因為它的論證說理不夠系統完備,作者所設定的閱讀對象也並非專家學者,而是一般讀者大眾。

 姚一葦創作這一系列散文又不全然是正規散文,他是充滿自覺的,自覺到這本散文集在台灣當代散文界裡的座標,採取何種書寫策略?存在著什麼意義?我所謂的「知性散文」,姚一葦自己認為「應屬正統的散文,古代的韓愈、培根、蒙田等人的文章,都屬夾興、夾敘、夾議;現代如法國的福柯和巴特的文章,也是如此。」

 他所謂的「正統」應該只是西洋的散文傳統,中國散文的發展不見得像西洋散文偏重思想內容的展現,偏重筆路,即重「筆」而輕「文」。

 這就牽涉到文筆之辯,蕭繹認為「文」在性質上是「吟詠風謠,流連哀思」,是「情靈搖蕩」,講究辭藻和音樂之美;而「筆」的基本屬性是「善為奏章」、「善輯疏略」、「神其巧惠」。可見「文」傾向抒情,傾向華茂的辭采,「筆」則偏重說理,實用性比較強。清人梁光釗繼承蕭繹的觀念,指出「沈思翰藻之謂文,紀事直達之謂筆」。《說人生》裡的散文,性質上重筆而輕文,「文」趨近感性,「筆」趨近知性;在修辭策略上則選擇自然,簡樸,即不浮誇、不雕飾的語言風格,看起來正確明瞭,幾乎刪掉了一切多餘的修飾,只保留非說不可的部分。

 既然是為了處理問題,而無暇抒情詠懷,我所謂的知性散文,大抵具備了非虛構特質:一方面志不在鋪陳情節、描繪細節,再方面引證議論也須實事求是──時間、地點不准造假,言語不能更改,人物、事件不可替換,等等。因此,敘述者就是作者,行為者。其實議論性和文學性不應相悖,議論和抒情、敘事、寫景一樣,只是散文的功能之一,最終還是要服務於文學性。


(二)

 沒有一篇散文是純知性的,理性地分析方法,和知識地解決問題,都不見得不需要裝在文學的技術裡。基本上,姚一葦還是採取靈活、多樣的論證方式,通過戲劇、小說、詩,乃至生活事實等等各種文本舉例,來進行講理,以加強感染力。他為了避免論文的枯燥,刻意不加腳註,討論問題時也盡量生活化,多舉實例,行文通常由生活經驗出發,循序向一定的目的前進。

 知性散文也表達情感,但情感通常壓縮在講理的架構下表達。〈說時間〉出之於喟歎,結束於喟歎,主要卻是對時間的哲理討論,討論人對時間的感知過程。此文從抱病進電影院觀賞柏格曼的《野草莓》出發,先自我調侃迷戀柏格曼的老頑童心態,再敘述一段電影中的夢境,然後展開論點,逐步探索時間之奧祕,如時間的存在形態、特質;並穿插引出古往今來詩人的特殊詠歎和感慨,進而討論人所創造出來的、不受制於時間的神仙世界和超人世界,討論時間包含的三階段。

 他習慣以宏觀的角度考察問題,敘事結構例先闡述各家學說,再提出自己的見解,上述〈說時間〉所援引討論的文本包括《西遊記》、《大智度論》、《抱朴子》、莊子、《觀佛三昧經》,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賀德遜(Ralph Hodgson)的詩、但丁《神曲》、奧古斯丁《懺悔錄》、黑格爾《自然哲學》、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等等。

 一篇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安排了古今中外這麼多文本上場,的確不免令人覺得炫學。然則炫學又何妨?我甚至以為,炫學是他的散文風格,也是他的書寫策略。《說人生》的文本設計,明顯在逼使讀者正視知識,讓讀者感到不安、心虛,讀者唯有通過努力,才能覺得安定、充實。因此,閱讀行為同時是一種思考體操,一種知性生產。

 知性散文傳達知識,傳達一種堅定、確定的美感。知識是相對常識而存在的,在這個層次上,朱光潛《談美》、《談修養》、《談文學》、《談美書簡》均是先驅作品;此外,陳冠學《田園之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陳列《永遠的山》,甚至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都具備了知性散文的美學特徵。

 姚一葦學貫中西,所處理的文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包,知識向度自然是驚人的。這個時代,飽學之士似乎很不少,行文喜歡掉書袋的人更多,然則掉書袋並非容易的動作,他最讓我服膺的是:援引理論總是融會貫通之後,再簡短歸納、勾勒出該家的觀念;因為先融會貫通,所以能舉我們熟悉的實例引證,幫助我們理解,並進一步去閱讀他們的作品,準此,則此書又有經典理論引介、導讀之功能。例如他在〈說兩性〉裡闡述拉岡(Jacques Lacan)所說,陽具所代表的並非一個器官,而是一種標幟:

此種標幟,在家庭中便成為權威或勢力的化身。當幼兒能夠區別其間的不同:父親所擁有之物,為母親所「欠缺」(absence);一方面有取代父親的欲念,另一方面有怕遭去勢的恐懼,乃形成所謂「去勢情結」(castration complex)。雖然他的說法並非如此單純,還包含「象徵物之交換」(the exchange of the symbolic object)等複雜的程序和觀念,但無疑的,拉岡乃陽物中心論者。因為女性缺少(lack)陽物,或者說缺少象徵權威或勢力的表徵,自應臣屬於男子之下……

 這類的敘述方式,給困難、曖昧的拉岡的學說一個清楚的切入角度。又如〈說願望〉、〈說個性〉,分別以精神分析學論證夢與潛意識願望、個性與本能衝動的關係,言簡意賅,勾勒弗洛伊德、楊格、拉岡的重要概念。


(三)

 可見知性散文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它有一定的論旨,可以是學術探討,也可以具備社會評論、文化評論的功能。諸如〈說瘋狂〉批判社會上流行著各種金錢遊戲,提出警訊,並幽默地反問「這種現象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產生此一現象的社會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假如他們是正常的,那我一定是不正常,或者說已經瘋狂了」;〈說空間〉建議政府將生態學納入中學課程,讓國人自幼培養愛護生存空間的習慣;〈說文化〉期許藝術工作者身處巨變的時代要有自覺和孤獨的決心……

 因為有一定的論旨,知性散文往往有其立論手段,如〈說空間〉、〈說生命〉、〈說自然〉、〈說境遇〉分別以生態學觀點,和現象學、人類學為理論基礎;〈說身體〉幾乎是符號學的演練;〈說願望〉、〈說個性〉則大篇幅闡述精神分析學。

 因此知性散文重視科學精神。姚一葦為了立論嚴密,在〈說價值〉裡甚至使用定律來表示某物的「好」:

設某物為X,而X屬於某類物C;當吾人稱X為「好C」時,必要而且惟有合於下面三個條件:
(1)X為C。
(2)C所具之內涵含屬性ψ。
(3)X具有與ψ相應之所有性質。

 講究科學精神的好處是準確,缺點則是乏味。雖然姚一葦在後記裡自述本書撰寫的四項原則:一、力求趣味化,二、盡可能通俗化,三、特別重視當代人的觀念,四、保持散文的形式。第三、四項原則他完全做到了,可第一、二項原則恐怕不足。每一個人對趣味的要求因學識修養、個性氣質、審美品味而不同,對趣味的需求也互殊,姚一葦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個性耿直,他確實已經「多用實例,避免板起面孔說教」了,但這些散文都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學識上的難度,跟一般人所認知的「趣味化」大約還存在一大段距離。「趣味化」如此,「通俗化」則更遙不可及了。


(四)

 知性散文既有強烈的非虛構特質,則文如其人就容易理解。眾所周知,姚一葦是非常用功的學者,經常手不釋卷,既使只有兩三分鐘的空閒,也要趕緊拿起書閱讀,他追求知識,如同宗教信仰般虔誠而堅定,「自知性的層面來說,人是最智慧的生物,但是人卻不能像其他動物那樣,一出生便能生存,而必要經過長期的學習,才能體認環境,才能活下去。」也許是對知識的態度過於渴求,他幾乎無法忍受學生的學習意願低落,我記得大三時修他開的「戲劇原理」,課堂上最常看見他的表情和動作是:咬牙切齒,怒擲手中摺扇,氣得滿臉通紅,「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我用功!下學期我不教了!」我為了討他歡喜,真的下好幾次決心要用功讀書,並表示大一時曾經投稿他主編的《現代文學》。

 這是一部「探討人生的書」,姚一葦自己說,「我所寫的全屬討論人生的大問題」。他在〈說人生〉裡斷言「惟有知識能改變我們的相信(belief),建立新的信心」,因為信仰知識而追求知識而傳播知識,強調「人生的一切,處處都是問題,也處處都是學問」。

 他如此這般強調知識,傳播知識,無非是希望能稍稍矯正讀者的閱讀品味和習慣,企圖引導讀者「開始思考,開始反省;開始注意周遭的種種,把從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開始追求知識,企圖從知識中尋找答案,來滿足心靈的渴求。」在他的認知裡,知識即是一種美,求知是一種快感的來源,學習可以獲得快感,獲得「理性的歡樂」。

 雖然從理性出發,條陳縷析,終極目標卻是要建構一個感性的有情世界。

 姚一葦的「戲劇家」、「美學家」身分殆無疑義,可我們不曾聽人稱呼他為「散文家」,大概是因為散文在姚一葦的著述中,只佔了較小的比重,散文之於他,似乎只是戲劇之餘、美學之餘的副產品。

 然則量寡無損於他對台灣當代散文的貢獻──姚一葦「下海」寫這本《說人生》,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業餘性(amateurism),純粹為了喜愛和興趣創作,並逆勢操作,不媚俗,不考慮利益、獎賞和市場,超越流行,超越一般讀者的閱讀品味。他拒絕馴化地「這樣寫散文」,其實充滿了興奮感和發現感。這樣的知性散文是對當代台灣流行散文的一種反動,一種矯正,在文類的開創性上,甚至具有了相當程度的指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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